但現在，存在一種可能是為著緊跟什麼或是回避什麼的傾向，即將長不過十裏的外灘外延為當代中國的傾向。
其實，由外灘往東，往西南走上100公裏，即便在經過了比比皆是的不計工本的亮化工程，那大街後麵的顏色仍是斑斑駁駁，灰灰暗暗，好像一件從爺爺手上傳下來的家具。倘若再深入幾百公裏，你便常常發現自己在外灘上所激動所感悟所憬悟的一切，在這裏已經成了稀世之音，這裏醬缸裏老醬一樣厚實積澱的，仍然是傳統思維、傳統心態與鄉村中國的生活方式，唯一的區別是此地的醬缸上閃爍著迷離的霓虹。
如果承認傳統中國、鄉村中國更多地決定了今天中國多數人的生活，更接近於今日社會之深層狀況，那麼，就會發現，傳統中國的寵兒，鄉村中國的產物——民粹主義的影子，有時還會在哪塊地麵上倏然一閃……
盡管，讚頌、美化農民，排斥知識分子和遠離城市的民粹主義，扼殺科學與民主、企圖繞過現代西方文明而依靠本民族的精神資源，以躍入工業化道路的民粹主義，到鄧小平時代，已經嚴重支離破碎了；
上世紀初期的毛澤東的兩句名言：“誰否定農民，誰就是在否定革命；誰打擊農民，誰就是在打擊革命”，也已被鄧小平所說的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所取代；
可能在形式上，民粹主義已失去了自己的存在，為此耗去了幾代知識分子的血淚和苦難，折騰掉無法估量的精神財富與物質財富；而且，我們民族用了百年才獲得的這個世紀性主題，在西方人那裏三百多年前“文藝複興”運動之後就已經解決，迄今隻有螢火蟲般的光亮，可這依然體現了中國社會曆程的巨大而又深刻的進步。
但在內容上，民粹主義並未斷氣，有時還能坐起來，眼睛珠子綠熒熒地一旋……
有些問題還是滿複皺紋的老問題——
對於知識分子若尚存有一絲戒備，本質上就是對於知識的戒備。
對於知識又尤其是人文知識，若尚存有一絲戒備，便不但解決不了那條“椅子腿”的問題，可能“桌麵”也將岌岌可危——
君不見一邊，以水銀瀉地似的進口轎車，以夏雨裏瓜蔓般瘋長的賓館、酒店，以十年前還是出現在好萊塢電影裏、擁有草地、遊泳池和車庫的花園別墅，顯示我們的繁榮、富庶。這一切，不僅讓國內窮鄉僻壤的老百姓驚訝咋舌，大開眼界，也讓相當多的西方遊客感到困惑。意大利《共和國時報》一位記者發表了這樣的感歎：“中國顯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麼窮”；
另一邊，在傾塌的土牆、破敗的祠堂下，在擠得像壓麥杆秸子、唯有汙染和噪音能自由穿行的教室裏，處處可見讀書的孩子。1985年時，按人均所占教育經費，中國位居世界第149位。91年時，中國教育經費總額為731億元，雖比80年增長了4倍，可人均也隻有10美元，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仍大大低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與此形成鮮明嘲諷的是，僅1993年，全國進口小汽車就達40萬輛，若每輛車平均以21萬元人民幣計，這便用去了800億元。
更嚴重的是，大批新的文盲正在產生，在美國每四個人裏，便有一個大學生，而在我們這兒，每四個人裏必有一個文盲或半文盲。此外，大批有著培養前途的學生無法得到深造，大批受過係統訓練的人才無法發揮作用，轉而厭學、經商、出國……
已經有學者預言：如果說過去因教育危機導致生產力降低而最終直接帶來今天的人口政策；那麼將來的人口危機（人口素質危機），卻再沒有變通解決的辦法了。屆時出現的勞動力斷層，將比“文革”後的知識斷層更為巨大，而要彌補這一斷層可能需要50——100年的時間！
麵對這一嚴峻的前景，我們好容易有了一個“希望工程”，可它在多大程度上激發起了全民族普遍的焦灼和憂患感呢？
君不見一邊，中國人的平均壽命，已經接近了70歲。每天早上或是下午，你去公園、花市、鳥市，或是老幹部活動中心看看，處處可見鶴發童顏、走路生風、牙齒結實得可用來咬開酒瓶蓋的老人；
另一邊，知識分子的英才早逝，白發人送黑發人，這些年已見怪不怪了。據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多次統計，知識分子的平均壽命為55—57歲。在50歲以下的，也不乏其人，如在1992年去世的陝西著名作家路遙……
到底是一種什麼力量，是仍捉襟見肘，如牛負重？是工於謀事、疏於謀身？是蛛纏網封，塊壘鬱結？抑或，更是一種難以言說的寂寞、若隱若現的失望，像一個個宇宙裏的“黑洞”，驟然吞沒了他們黃金般的生命？
有的問題，則是在改革開放後的新時期出現的——
當今中國社會腐敗叢生、貧富懸殊的狀況，在許多方麵的確已經到了觸目驚心乃至民怨沸騰的地步。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最大風險，卻不在於腐敗叢生、貧富懸殊，我以為在於以下一個局麵的形成：
一種貌似古樸的道德主義評價，它否定改革開放及其伴隨的社會巨大進步，懷念毛澤東時代所謂的理想精神、社會的和諧與人際關係的穩定；
一種貌似反西方的後現代思潮，它將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諸多問題，一股腦兒歸諸於資本主義在東方大地的重演，除了質疑、消解與鼓吹抵抗，幾乎沒有多少正麵的建設意義。值得注意的是，它與前者的殊途同歸，既然拿著綠卡或美國護照，吃著漢堡包、熱狗，卻如此痛心疾首於資本主義，他們對彼岸曾經發生過的“社會主義”自然一往情深——
更有甚者，他們認為中國五六十年代的嚐試，如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等，不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文化上，都包含了不少極有生命力的創新因素，它們和西方後工業社會中“後福特主義”等最新東西不謀而合。他們中有人甚至認為，“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又來一次”，也可以吸納轉化為製度創新的要素。(徐友漁《要什麼樣的現代化》)
再一種，便是在“反腐敗”的口號下，要求進行一輪新的“打土豪分田地”的社會深層心態。
它的立足點不是健全體製，開啟言路，加強監督，以製約乃至杜絕種種腐敗劣跡對市場經濟走向良性發展的侵害，而是釜底抽薪，指斥經濟自由，而“離開了經濟事務中的自由，就絕不會存在……那種個人的和政治的自由，”“在現代社會中，隻有錢才向窮人開放出一個驚人的選擇範圍，這個範圍比在以前向富人開放的範圍還要大”。(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倘若有一天，這種道德主義的評價，後現代思潮和這一社會深層心態，彼此混和起來又呼應起來，且裹著撲朔迷離的“民主化”浪潮，不但喧囂著而且行動開來，中國就將置累卵之上，立危崖之畔，一步步地逼近全麵倒退乃至舉國動亂的一刻，而將自己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偉大成果，尤其是價值創造毀於一旦。
於是，隻要想想在中國的五、六十年代裏，民粹主義以大批判為履帶，隆隆地碾過思想的長街，它還在頭上長角身上長刺，渾如一頭怪獸般地敵視來自西方的一切的同時，又好似雨夜西窗下剪燭的少婦那樣真誠地向往“社會主義”的烏托邦……
我們便可以察覺，民粹主義在這裏埋得很深，很深，它一旦露出頭來，此時，那眼睛珠子發出的綠熒熒的冷光不見了，常代之的是兩片激蕩的紅雲，儼然是兩麵呼啦啦飄著的旗幟，在向眼下萬象紛呈的社會，求以公平與正義。
警惕嗬人們，為著幾乎九死一生才終於打落了被民粹主義如張牙舞爪的章魚一樣久久糾纏的中國；
為著今天我們終於能夠深刻地思索，自由地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