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你不要跟我胡扯，我說的是什麼事情，你一定知道!”
我說：“你就是將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講不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的臉一下黑了下來：“好了，我不跟你講了，你在封鎖我，對我進行政治迫害……”
父親的目光如霧，常常是空朦朦的，好像暗合著人生本質上什麼大相無形的東西；又好像什麼也沒有留住，宛如一隻小蟲，吭哧、吭哧地使力，幾乎要擠出比自己身子還要大的汗珠來，可還是一腳滑下上了發蠟的鬢發……
我總感覺，那裏麵有些酸楚的意味。
父親彌留的最後幾天，證實了我的感覺。
這時，他除了發出痛苦的呻吟聲，幻象中的譫語聲，諸如：“怎麼還不通知我去上課?”“現在毛主席革命路線勝利了，要學習中央文件了”“你知道你是一個黑五類分子吧”……大抵已經不能講話了。
倘若，他神態沒有糊塗，我們總會握住他已經腫得似個麵包的手，他也側過臉來，久久地盯住坐在病榻一邊的某個子女，好幾次，我看到那被皺紋密密包裹的眼眶裏，淚光泫然一閃……
父親遠行後，有幾日我久久地坐在他坐過的舊藤椅上，打開書桌的抽屜，一一摩娑著似乎還留有他手溫遺澤的東西。一個個牛皮紙的大信封裏，裝著他寫於各個年代，幾經動蕩，終於得以保存下來的寫在信紙上的部分日記，以及讀書劄記和唐詩摘抄。最讓我注意的是，兩個紙質已經發脆泛黃，廉價得像是中學生用的筆記本裏，留下的是寫於“文革”期間的若幹“自我批判”、“請罪書”、“檢查與交代”的底稿，每一份前均有編號，雖然沒能全部保存下來，但現存的最大編號是(23)。
父親從不提及自己寫於1957年前的那些為配合形勢與各種學習任務而寫的文章。八十年代後，他在《法學研究》、《爭鳴》、《江西社會科學》和本校學報上，發表了十餘篇有關法學方麵的論文，它們加起來，可能還編不了一本書。我將它們與前麵一類文字作了比較，兩者的數量可能不相上下，但後者多停留於單篇每個學術觀點的闡述，似乎缺乏總體結構的空間感與相應的深度開掘，這自然是行外話。
可看前者，幾乎誰來誰都不會看走眼，他拚盡氣力，將自己打倒在恥辱的泥淖裏，為的是強調某種反動立場的自然延續。他蓬頭垢麵，在自己的心房裏窮追猛打，掘地三尺，為的是表明自己世界觀的全麵、深刻的嬗變。他用一種扭曲了的真誠，首先蒙蔽自己，似乎自己真的罪孽深重，生下地來血就是黑的；再用它蒙蔽走馬燈似的專案組、監管小組、軍宣隊、工宣隊和革委會，仿佛在一個紅太陽高懸，什麼人間奇跡都能創造出來的偉大時代裏，他就是一個被改造好了的“奇跡”……(參閱附件二)
在中國飽經憂患的二十世紀，作為一名知識分子，父親的理想並不高遠，他沒有解民族於倒懸、救百姓於水火的宏大氣魄與誌向，隻想做一個大學教授，教書也著作，以其師長、四十年代任北京大學法律係主任的蔡樞衡鄉賢為榜樣，為從來隻有專製氣息桎梏的中國廟堂和從來遍布宗法關係、小農經濟藤蔓的中國大地，在導引現代法製精神的熱風與活水上，做一些力能所及的事情。
憑他的學養與操守，看他在解放前的履曆，他能夠做好一個大學教授。解放後，在可以讓他做教授的那些歲月裏，他治學嚴謹，誨人不倦，一派長者風範……
於是，我發現打退休後，越是往後來，每日枯坐著乃至像是有點癡呆的父親，越是觸到了自己一生的悲劇性。
我看到了，在父親臨終前泫然一閃的淚光下；
也在這書桌的抽屜裏，深深地藏著一個曆史隱痛——
1996年上半年，分布在各地的父親所教過的廈門大學法律係48、39級同學，籌劃在這年10月間聚會南昌，為他做80歲(實為79歲)壽辰。均已兩鬢霜染的弟子們，一個個古道熱腸，如原廈門大學法律係主任何永齡先生所說：“胡老師一生坎坷又喪偶多年，我們也是坎坷一生，能為胡老師祝壽也是一種表達。當今世風不佳，有多少人還記得教過自己的老師，我們這一代人是永遠會記得老師和同學的……”
父親卻執意拒絕。
他又擔心有弟子會來找我，然後聯手搞一回“突然襲擊”，他叫我過去，講話一板一眼，臉上莊重得好似在起草《聖經》——
中國古人講人生之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複次有立言。我這個老師，一輩子退而求之，連立言也成了泡影，還有什麼資格，去讓學生們做壽呢?
1998年8月7日
中午，在上海東方出版中心食堂用餐。沈陽先生碰到褚贛生，說起他剛看完我的近作《千年沉重》。老褚是這本書的責任編輯，指指我的坐處，告訴他：作者就在這裏。
餐後，我和沈陽先生聊了一個多小時。因為在國家新聞出版署上海辦事處工作，同一個院子裏辦公的東方出版中心出了什麼新書，他都能看到。《千年沉重》已經出來一個月了，也在他滿布書陣的家裏放了一個月。他說這也是緣分，昨晚他在一堆新書裏一下就翻出了這本，先注意的是附在書第二部分的《一個中國女人的墓誌銘》，這是寫我那40歲便離開了人世，至今墳地也找不著了的母親。隨後，他不能不看了第二部分，即《不再是秦兵馬俑的臉——給父親的五封信》。接著，從頭一口氣看起，整整一個晚上，便壓趴在一個名叫胡平的家夥用文字、自然也用思想和情感壘起來的沉重下……
像偶然又像必然，我和他各自從茫茫人海裏鑽了出來，有如兩隻剛剛從山林裏鑽出來、硬甲下滿是泥土和亂葉的犰狳。不過，從我們兩人身上抖落出來的，均是曆史的碎片流影。
沈陽先生對我說：
你的父親活著獲得改正了，不管他老人家這一生活得窩囊不窩囊，他至少在晚年的事業和生活上得到了一定的彌補。即使父親與兒女間有過誤解，或者你這個做兒子的，對父親懷有某種內疚，但最終你們與父親互相理解了。或許在他老人家逝世之前，你還沒能走進他的心裏，可你至少可以擬一幅挽聯，以文字砌一個永久的墓碑，並在清明、冬至時節，在他的墳頭放一束素菊，燒兩柱清香，以寄托後人的不盡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