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我呢?我的父親呢?
現在，問起父親的往事，已經八十歲的母親，依然馬上閉上眼睛，“你們不要談他”。母親是個家庭婦女，大約她現在也不明白，不是因為有了沈誌銳這樣好唱《滿江紅》的漢子，才有了變幻莫測的1957年，而是因為有了包藏禍心的1957年，才有了他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或者，母親根本就不能去弄明白，她是因那一年刺激太狠太深而患癲癇的，好容易回到清醒狀態中的她，倘若又想起在老北站最後一眼見到的形同囚徒的丈夫，一片濃濃的黑霧，便會像一頭能急劇膨脹的魔鬼，一下給她打回到癲狂的狀態……
父親曾在這顆星球上生活過的唯一痕跡，就是一張照片。
為著母親，我和妹妹從不祭奠父親，這張照片被在市郊住的哥哥拿去，並放大後掛在了牆上。除了已成了亡靈的沈陵，因父親的問題兄妹中受影響最大的就是他了，少年便失學做木匠養家，該娶媳婦了，不上農村找，就得打一輩子光棍。哥哥卻從不忘祭奠父親。如此一個忍辱負重、端恭孝義的好人，兩年前竟患了食道癌，作了手術，不久前去複查，又轉移成淋巴癌。
一天，一個和尚打扮的人由此經過，我嫂子請他為哥哥算了一命，那廝說：他多病多災，是因為父親在陰間受苦，要他來贖罪!沒有什麼文化的嫂子憤怒了，沈家兒女裏，他對父親最存一份心意，何以獨挑他去贖罪?堅決要把那張照片取下來，我對嫂子說：你若要取，就給我吧，我不和母親住一起。我掛起來，我不怕。
我當時太小了，父親沒能給我留下一個成熟的印象。我看了你在《一個中國女人的墓誌銘》裏寫的，母親死後，你們五個孩子像是從石頭縫裏蹦出來的，從不提起“媽媽”兩字，以至於它對於婚後的你們也成了最陌生、最難說出口的字眼。我也一樣，“父親”或是“爸爸”，也成了我最陌生的字眼。
為此，凡是有關於寫父親，寫父子之情的文章或作品，我見到了都會去讀。《千年沉重》能抓住我看完，這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還有寫右派命運的回憶錄，我也會找來看。大體上是這樣一種心態，他們的身上或多或少地都存活有我父親的影子。可以說，你父親的形象也是我父親影子的一部分。
在這個世界上，我永遠找不到父親，甚至連他死在哪一天，葬在何處也不知道，我隻能通過這樣的辦法來走近我父親……
沈陽還告訴我，父親獲得平反、改正後，他曾經憑著一股衝動，寫了一本原打算隻給自己看的書《死的，活的，還瘋的》，是從一個兒童的眼光來寫的。一家人裏，他是還活著者之一。
其實，對於童年時代發生過“反右”、中學時代經曆過“文革”、母親當年便猝然而去、父親則在前年大歸的我來說，我也是一個還活著者。我發現，當我與沈陽先生偶然地在這裏相聚時，也不僅僅是我們這樣的還活著者，大約是“老三屆”年紀的人們，除了少數人(其家庭背景，在頻繁運動的衝擊下沒有任何損失，卻相反被壓延成了一片光閃閃的金箔)，大家坐在一起，當說起父輩和我們自己曾經曆過的低賤的“狗崽子”生活時——
這一切的敘說並沒有成為曆史。
或者說，我們已經成了遙望明天並憧憬明天的曆史。
1998年8月31日
還記得，從1993年的暮春開筆，到擱筆時，已是1994年的深秋了，經過500多個日夜的冥心苦索，撕裂肚腸，好似一個胎兒終於痛苦而又艱難地走出了母腹。那時，除了禿筆一擲，幾聲大氣長歎，也有幾分快慰的感覺，更多的卻是一種無可言狀、幾近蝕骨的孤寂……
些許的快慰，為著雖不是手握蛇山之珠，但自感言之由衷，言之成理。這是一部描述我們父輩整體命運的書，一部追問二十世紀執中國之牛耳的文化形態的書。前些年獲奧斯卡金像獎的美國影片《辛德勒名單》，極大地戰栗了全球觀眾的心靈，比起影片所反映的本世紀四十年代法西斯迫害猶太人的暴行，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曾經發生的種種同樣令人類的理性匪夷所思的東西，離我們的今天並不遙遠，因此，這又是一部呼喚未來的中國不再把思想當成罪惡、智慧視如瘟疫、人血賤似胭脂的書。
孤寂，則貫串在窗外儼然一派太平盛世的整個寫作過程中。消解這份孤寂的惟有一份信念。我想，這世界上總是要有人去解讀沉重的，唯有認真去解讀我們所曆經的磨難與迷茫，才能在今日的燧石上，打磨出一份生活著、工作著的共同的信念，即文明是戰無不勝的，科學是萬古長青的，今天總比昨天好，明天一定會比今天更好。
再一遍改定此稿，是在今年七、八月間，我所在的江西，還有整個長江中下遊，真可謂是水深火熱，迢迢苦夏。
今年的夏季，對中國來說，不但是意義非常的，更是驚心動魄的!
我幾乎沒有一天不惴惴然地走近書桌，也幾乎沒有一天不惴惴然地打開電視。誠然，在洪峰泰山壓頂一樣撲來的時候，我為災民的忍辱負重、軍隊的一往無前、五湖四海發自血脈的和衷共濟而多次濕潤眼睛；但我也屢屢深思，長江今日的滔天之怒裏，其實，藏有多少國人有意或無意造下的孽啊……
在今日中國改革開放的“長堤”上，又何嚐沒有釀積多時的諸多隱患：數十年計劃經濟體製與極左政治伴生的如山困難與如流糾葛，屢見不鮮的吏治腐敗與司法腐敗，還有初一僥幸地躲在封閉的資本市場掩體內，便希冀十五也能躲過眼下幾乎滿世界都在彌漫的金融炮火……
因此，還有理由說一遍我在《千年沉重》一書裏說過的一句老話——
在這接近世紀之交的時候，其實憂患遠大於歡樂。
借本書出版之際，我向五年前在北京、上海等地熱情而又認真地接待了我的采訪，並提供了大量人事線索的諸多先生表示誠摯的謝意與祝福。倘若沒有他們，我便不會有對於本書主旨意義的深刻洞悉，而多年來總是蜻蜓點水般寫作的我，是不可能鐵下心來去麵對此書前後長達五年的寫作。
暑意漸消時於南昌青山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