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今天——羊年的臘月二十九日，窗外正是一片濃鬱的節日氣氛湧來的時候，我想到的卻是我的三位傑出的鄉賢——“安福三傑”。他們都是國內最早通曉民主政治、並敢於為民主政治在中國的流布而頂荊棘站鐵藜的“精衛”，某種意義上他們還是剜心為炬的“丹柯”——
從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文件提出：“堅持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協調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協調發展的偉大事業”，過去隻講兩個文明：即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這次加了一個“政治文明”；
到新華社去年12月22日公布了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在十四條修改中，頗有一些令人感奮的內容，如建議在憲法三十三條增加一款“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就是其中之一；
還有在2003年，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中的最大亮點是新一屆領導將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執政理念彰顯無餘……
中國的每一次挪動都曾經那麼艱難，從階級鬥爭的“火線”上轉過來，從現代迷信的“教義”上轉過來，從計劃經濟的“威權”下轉過來，從國有經濟的“圖騰”下轉過來……現在它又一次將自己龐大的身子從對GDP的崇拜下掉轉過來——以人為本，與人為善，和合不同。
中國將要不可阻擋地遵循人類文明的普世價值的所發生的深刻、偉大變化，其實正是”安福三傑“，還有近百萬“右派”們當年猝不及防地倒下的身影所呼喚的，這恰如死去的1957年，又精血飽滿地活在了2003年！
我還想起了我的父親，他生前作為長子的我，太少太少地和他溝通，在他西去後，我無論是在夢裏還是現實中卻和他有了太多太多的聲氣相投。能在一份大孤寂中堅持把本書寫完，接著又用幾年以務去陳言的本真語彙去敘述一個無數中國人好不容易熬過來的沒有戰火硝煙卻遠比戰火硝煙慘烈的《戰爭壯態》，我常常感到稿紙上投有他臨終前那半是茫然半是憂鬱的目光。
從1996年後，每年的清明、冬至，我都和弟妹們一起去給父親上墳，和父親葬在一起的是母親徐國媛的骨灰盒。這個既未殺人放火，更沒有當漢奸、公賊，平生奉公守法努力工作，隻想跟著新社會好好走的女人，就因為籠罩在父親“右派”的陰影下，40歲上便遽然離世，死後竟落得無一塊葬身之地。她甚至不及林昭，林昭的衣冠塚裏還有一縷長發，而母親的骨灰盒裏有的隻是一件妹妹好容易才找到的她的舊衣。
下葬那一天插下去的小鬆苗，如今已是一人多高了。說實話，當時浸透全身的一股愴涼陰鬱之氣，還有一陣陣的逆鱗之痛，早已漸漸散去，畢竟命若飛蓬，世有代謝，歲月青蔥，鷓鴣聲聲叫了，滿山的春筍就要生長開來……
畢竟當代的中國人已經生活在中國曆史上一個十分難得的“和平狀態”下的時代，而這個時代的到來，既是以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包括反右運動在內的巨大苦難與創痛為奠基的，又是為堅毅、內斂的鄧小平所開辟的。
中國曾是一座沉寂很長時間的活火山，因為1978年鄧小平蹬蹬的腳步聲而轟隆隆地噴發……
最後，我不由得想起了這位睿智的長者，2004年的8月22日，是他老人家一百周年的冥壽。
2004年1月20日於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