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武的晚年情況史載不詳，很有可能是有鑒於吳王夫差驕橫好戰，以及好友伍子胥被迫自殺等情況，而激流勇退，飄然高隱。所幸的是，他身後為我們留下了一部不朽的軍事名著——《孫子兵法》。
二、《孫子兵法》成書的曆史契機
司馬遷在《孫子本傳》中說，孫武之所以“顯名諸侯”，名於當世，是因為他輔佐闔閭“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然而，在今天，孫武之所以在軍事史上享譽中外，名播千秋，則主要是因為他寫了一部《孫子兵法》。
《孫子兵法》雖然隻有六千字左右，但卻是一部論述軍事領域內部聯係和規律的兵學傑作。它具有高屋建瓴的氣勢及詳備富贍的內容，書中充滿了對智能的讚揚，飽含著對昏聵的鞭撻，顯示出對窮兵黷武的警告，貫穿著對軍事哲理的探索。這是一部從戰略高度論述軍事問題的不朽之作。
那麼，為什麼在東方，在中國，在兩千五百年前能夠產生《孫子兵法》這樣一部偉大的軍事著作？我們認為，社會文明的演進，戰爭方式的變化，社會思潮的激蕩，地域文化的孕育，家庭環境的熏陶以及個人實踐的影響，所有這一切，就是《孫子兵法》誕生的曆史契機。
孫武生活的春秋末期，正是我國曆史上奴隸製向封建製過渡轉變的社會大變革時代。當時，新興的地主階級在各個領域以各種方式向腐朽沒落的奴隸主階級展開鬥爭。其中在政治領域內，戰爭是最重要的鬥爭方式。他們為了贏得戰爭，奪取政權，都高度重視對戰爭經驗的總結，急切需要有本階級的軍事學家為自己供從事戰爭實踐的理論指導。從這層意義上說，孫武撰著《孫子兵法》，乃是時代的要求。
盡管諸侯列國都在研究戰爭，培養軍事人才，但是相形之下．哺育孫武成長的故土——齊國，卻具有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因而它最終成為培育一代兵聖的搖籃。齊國位於今山東省境內，具有悠久的曆史。薑太公輔佐周文王立國伊始，即推行正確的治國方針，奠定了齊國長期強盛的基礎。而齊國開放、發達的社會環境，使得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齊國文化具有注重實用和兼融博取的兩大突出特點。兵學本是實用之學，它不尚空談，源於實踐，又服務於實踐。因此它在齊國得到迅速的發展。薑太公本人就是一位傑出的軍事家，他不僅輔佐周武王剪滅商朝，在戰爭實踐方麵功業卓著，而且在軍事理論方麵也頗有建樹。他的《太公兵法》雖早已失傳，但據《史記?齊太公世家》記載，它的核心是“多兵權與奇計”，因而“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者，皆宗太公為本謀”。作為先秦兵學源頭之一的“古司馬兵法”的發明與總結，也與薑太公和齊國兵家有直接關係。《李衛公問對》卷上載：“周之始興，則太公實繕其法……周《司馬法》，本太公者也。”由此可見，他是中國曆史上軍事理論建設的重要奠基者。
薑太公初步確立的齊國兵學傳統，到春秋戰國時期由於時代條件的變革而得以弘揚和光大。由於各種原因，齊國軍隊的戰鬥力在當時的諸侯列國中相對比較弱小。所謂“齊兵素號為怯”，“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就是例證。為了改變這種不利的態勢，齊國終先秦之世尤其注重對兵學的研究，提倡運用謀略，以己之長擊敵之短，借重兵學理論方麵的優勢以彌補軍隊戰鬥力不強的缺憾。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著名的軍事家在齊國大地上不斷湧現：精彩的軍事理論著作也紛紛麵世。在春秋戰國之際，出自齊人之手的兵法著作除《孫子兵法》外，還有《管子》、《司馬法》、《六韜》、《孫臏兵法》、《子晚子》（今佚）等等。這表明，兵學是齊國整個學術文化體係中極具特色、富有影響的重要構成部分。《李衛公問對》卷上稱：“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今世所傳兵家者流，又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皆出《司馬法》也。”這充分顯示出齊國兵學在中國古典兵學發展史上所占據的統治地位。換言之，沒有齊國兵學，實際上就不複存在中國古典兵學。這樣的兵法之國的特殊環境，對於孫武創作《孫子兵法》，無疑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孫子所出身的田氏家族是一個具有深厚淵源的軍事世家。這一優越條件，對於他撰著《孫子兵法》的意義也不可低估。因為，家族內部專門學問的累代相傳，乃是當時學問傳授的主要方式，我們通常把這種情況叫做“家學”。比如，趙括熟讀其父趙奢的兵書；蘇代、蘇厲學習其兄蘇秦的縱橫之術；甘羅繼續其祖父甘茂的謀略，都是家學代代相傳的史例。孫武在這方麵自然也不例外。《孫臏兵法?陳忌問壘》所附殘簡中提到的“孫氏之道”，是“明之吳越，言之於齊”，就說明兩種《孫子》本係一家之學。所以我們講，在這樣的軍事世家中成長起來的孫武，耳濡目染，感化挹注，自然具備了最好的學習條件和創作基礎。軍事世家對於《孫子兵法》的誕生，其意義正在這裏。
孫武能夠寫出不朽的兵法著作，和他個人積極投身軍事實踐活動這一經曆有關。俗話說，實踐出真知。孫武在吳國參與了大量的軍政活動，積累了豐富的軍事經驗，這就為他將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創造了必要的條件。尤其是他親身參與指揮破楚入郢之戰，從中總結歸納出許多帶有普遍意義的軍事規律，這對於豐富和完善自己的兵學理論意義十分重大。還需要指出的是，孫武遷居吳國之後，曾同出身楚國貴族、深富韜略的伍子胥過從甚密，切磋學術，這無疑使他間接地增加了對以吳楚為代表的南方軍事文化的了解和認識，擴大了自己的視野，從而使《孫子兵法》徹底擺脫“古者《司馬兵法》”的窠臼，成為反映當時社會新要求，更準確地體現軍事鬥爭自身規律特點的劃時代兵學經典。
同時，孫武的可貴之處，不僅在於他個人的天賦，更在於他自己對戰爭規律的探索孜孜不倦，永不停頓。這既表現為他善於借鑒、吸取前代典籍中所反映的戰爭經驗，也表現為他善於根據新的情況，修改、充實自己的兵學理論。在《孫子兵法》中，對吳楚戰爭經驗的總結，就表現為這方麵的痕跡。我們知道，孫武向闔閭呈獻十三篇時柏舉之戰還沒有發生，但《孫子兵法》中卻有這樣一段話：“凡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這很可能是孫武對於吳軍破楚入郢之後，“不修其功”，導致失敗這一教訓的深刻反省。又《作戰篇》中講到：“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這恐怕也是對夫差放鬆對世仇越國的警惕，舉兵北上，爭當盟主，而導致越國乘隙進攻，亡國破軍曆史悲劇的總結。所有這些，都足以說明孫武為了使自已的兵學理論更深刻、更完善，曾經孜孜以求，慘淡經營，這或許也是《孫子兵法》之所以成功的奧秘所在。
《孫子兵法》的誕生，也是先秦兵學自身嬗變的客觀結果。我們知道，先秦時期軍事思想的發展，先後呈示了四個依次交替、邏輯嬗遞的階段性特色，《孫子兵法》的成書，是其中第三個階段登場的主要標誌。在它之前，已有兩個階段先後出現。這一是以甲骨卜辭以及《周易》為代表的披著神秘迷信外衣的前理性文化階段。它借助占卜筮問的方式，開展原始的軍事預測活動，並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了人們相對直觀、膚淺甚至臆斷的軍事認識。二是以“古司馬兵法”（含《軍誌》、《軍政》、《令典》等典籍）為主要載體的創始與初步發達階段，也即以“軍法”為主體的階段。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的兵學，其載體形式主要表現為“軍法”，還不是純粹意義上的“兵法”。所謂“軍法”與“兵法”的區分，按李零先生的觀點，也即“廣義的軍事藝術”和“狹義的軍事藝術”之別。“兵法”主要是指“用兵之法”、“作戰指揮之法”，而“軍法”則多帶有條例與操典的性質，包括軍賦製度、軍隊編製、軍事裝備、指揮聯絡方式、陣法與壘法、軍中禮儀與獎懲措施等等，它一般屬於官修文書的範疇。由於它是西周禮樂文明在軍事領域內的集中體現，所以又可以稱之為“軍禮”。這一階段兵學的主要特點是在戰爭觀、治軍理論、作戰指導原則上，反映和貫徹“軍禮”的基本精神，提倡“以禮為固，以仁為勝”；主張行“九伐之法”，“不鼓不成列”，“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服而舍人”；貴“偏戰”而賤“詐戰”，“結日定地，各居一麵，鳴鼓而戰，不相詐”。這就是班固在《漢書?藝文誌?兵書略序》中所總結揭示的：“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