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之際，隨著整個戰爭環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原先反映奴隸製社會軍事禮樂文明的“軍法”、“軍禮”傳統漸漸趨於式微，而代表新興勢力兵學訴求的“兵法”則蓬勃興起，成為軍事思想領域中的主導力量。這決定了該階段兵學的基本特征是軍事思想擺脫“軍禮”的束縛，對過去那種“鳴鼓而戰”的堂堂之陣戰法予以了堅決的否定，確立了“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的基本原則，更準確地體現了軍事鬥爭的自身規律和特點。對此，東漢班固也曾有過洗練而準確的揭示：“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書?藝文誌?兵書略序》）而孫武撰著《孫子兵法》，正是“兵法”形成並占據主導地位的最顯著標誌。
但是，“軍法”的存在，畢竟為孫武構築其兵學理論體係提供了可資借鑒和汲取的豐厚思想文化資源。換言之，《孫子兵法》之成書，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古代王者司馬兵法”的具體繼承與揚棄，這不僅僅體現為兵學原則的全麵歸納和總結，而且也反映為文字語言的廣泛襲用轉引。《孫子兵法》中所謂“用兵之法”、“法曰”等內容，實際上就是已佚上古兵學著作的基本條文，既“述”且“作”乃是孫子思想體係的重要特色之一。對此，筆者曾在《從
看成書的淵源》一文中詳加考論，指出孫武在撰著《孫子兵法》過程中，曾大量引用了“古代王者司馬兵法”的內容（文載中華書局《學林漫錄》第15輯）。這種引用，大致可以劃分為四大類：一是明注出處，如《軍爭篇》所雲“《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金鼓；視不相見，故為旌旗。’”等等。二是以“法曰”、“用兵之法”方式征引，如《形篇》雲：“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軍爭篇》中的“用兵八法”等等。三是不注明出處的原文照錄，如《文選》李善注征引文字所涉及的“兵者詭道，能而示之不能”、“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火攻有五”、“始如處女”等等。四是大意概括式的征引，如《軍爭篇》曹操注引《司馬法》：“圍其三麵，闕其一麵，所以示生路也。”這在《孫子兵法》中，遂被概括提煉為“圍師必闕”四字。情況雖然各式各樣，但是，孫子撰著《孫子兵法》有豐富的前人兵學著作可以參考借助，因藉汲取乃是不爭的事實。從這個意義上說，《孫子兵法》既是孫武本人的天才創造，也是前人兵學智能的濃縮總結。 孫武撰寫《孫子兵法》更為深層的社會曆史背景，還應該到戰爭內在發展趨勢和社會思潮演進軌跡中去尋找。換句話說，孫子兵學的誕生乃是戰爭自身發展的邏輯歸宿，社會思潮嬗變的必然結果。 眾所周知，軍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取決於諸多條件和各種因素，其中最為重要的，毫無疑義便是戰爭實踐本身。這意味著，自上古到春秋末年次數頻繁、程度激烈、空間寬廣、形式多樣的戰爭實踐乃是孫武撰寫《孫子兵法》、構築其兵學體係的動力之一。 春秋中晚期，由於“國”、“野”畛域的漸漸泯滅，軍隊數額的劇增，武器裝備的改進以及與戎狄族步兵作戰的需要，步兵得以重新崛起，步戰再次占據主導地位。同時，從春秋開始，水軍初步得到發展，水戰在南方地區逐漸流行。而商代萌芽的單騎，到春秋晚期也有了一定的進步。這樣就更加推動了戰爭方式的日趨複雜。另外，在當時的戰爭中，除了堂堂之陣的正麵會戰外，城邑攻守、要塞爭奪、伏擊包圍、迂回奇襲等戰法也開始登上曆史舞台，在戰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就當時的戰爭指導而言，一些戰爭指導者也開始將軍事鬥爭與政治、外交鬥爭加以結合，並重視運用謀略，強調爭取盟國，注重巧妙用兵，加強軍隊建設，提倡用間惑敵，從而使戰爭不斷呈現出新的麵貌、新的氣象。可見戰爭發展到孫武所處的春秋晚期，已經完成了從幼稚到比較成熟的曆史運動過程。其總趨勢就是：戰爭的規模日趨擴大，戰爭的樣式日趨複雜，戰爭的程度日趨激烈，戰爭的次數日趨頻繁，戰爭的意義日趨明確，戰爭的結局對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影響日趨深遠。 戰爭曆史的悠久長遠，戰爭經驗教訓的豐富深刻，戰爭方式的複雜多樣，戰爭意義的鮮明突出，一句話，戰爭的豐富實踐，到春秋晚期業已為兵學家係統構築軍事理論、指導戰爭實踐創造了條件，提供了契機。換言之，時代已經伸開了巨臂，準備接受一位傑出的軍事思想家投向它的懷抱了。“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孫武勇敢地響應了時代的呼喚，睿智地承擔了光榮的使命。他立足現實，回溯以往，瞻望未來，源於戰爭，高於戰爭，終於向曆史遞交了一份圓滿的答卷——《孫子兵法》。 同時，軍事思想作為整個思想文化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產生、發展、成熟與完善，與人類社會的思想意識形態總體發展演化，有著深刻的曆史與邏輯的一致性。孫武寫就《孫子兵法》，戰爭固然是直接的動力之一，然而古代社會思潮的邏輯發展，同樣也是其中不可忽視的因素。從某種意義上說，《孫子兵法》不過是整個人類思維理性進化過程作用於軍事文化領域的產物，是古代思想發展長鏈上的一個重要環節。 中國古代哲學、政治思想發展到孫子所處的春秋晚期，已呈現出新的風貌。具體地說，它正以新穎的思維方式、貼切的理論命題、敏銳的曆史觸覺，對以往進行總結，對現實進行指導，對未來進行展望。它在整個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義，就在於它為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準備了思想條件，成為中國古代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的前奏曲。 春秋時期哲學、政治思潮的時代特色，在我們今天看來，主要反映為：①以初步否定天命論為中心的唯物主義思潮的勃興；②以努力揭示事物運動規律為宗旨的樸素辯證法思想的崛起；③以重民尚德為主要內容的政治思想的發展；④以改鑄舊禮、弘揚仁義為基本特點的倫理道德觀念的演進。而這些時代特色，在孫武撰寫其兵學著作時都有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滲透和影響。這充分表明，假如沒有當時社會思潮總體演進，《孫子兵法》就不可能以現在這個樣子呈現在世人麵前。孫武的成功，完全在於他的兵學體係構建始終與時代思潮同呼吸、共命運。這正是曆史的契機在《孫子兵法》上所打下的深深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