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慍可以複悅漢簡本作“溫可複……”，此句下殘，然“可”下無“以”字已明。《治要》卷三三作“慍可複悅”。與漢簡本合。《禦覽》卷三一一引此作“慍而可以複悅”，卷二七二引此則作“慍不可複悅”，誤增“不”字。
[11]亡國不可以複存，死者不可以複生此句漢簡本殘缺。《禦覽》卷二七二引此作“亡國不可複存死者不可複生”，“可”下無“以”字。《通典》卷一五六所引此句“生”下有“也”字。
[12]故明君慎之徐乃昌校《孫子武帝注》、武經本“明君”作“明主”。《直解》、趙注本“故”下有“曰”字。《通典》卷一五六、《禦覽》卷二七二引此，作“故曰明主慮之”。
[13]此安國全軍之道也《通典》卷一五六、《禦覽》卷三一一引此，作“此安危之道也”，“安國”作“安危”，亦無“全軍”二字。《禦覽》卷二七二引此，作“此安圍之道也”，無“全軍”二字。
【通論】
“烈火張天照雲海”、“赤壁樓船掃地空”，這兩行形象鮮明、大氣磅礴的詩句，出自唐代“詩仙”李太白的《赤壁送別歌》，它同宋代蘇東坡千古絕唱《念奴嬌?大江東去》詞一樣，為人們繪聲繪色地重現了公元208年曹、孫、劉三方赤壁大鏖戰的情景。這場決定魏、蜀、吳三國鼎立命運大戰的最基本特色，就是“火攻破敵”、“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處於劣勢地位的孫、劉聯軍，巧妙以火助攻，燒得數十萬曹師潰不成軍，狼狽北竄。曹孟德橫槊賦詩、並吞寰宇的氣概雄心，就此付諸東流，抱恨終天。
所謂火攻，就是用放火燃燒的辦法打擊敵人，殲敵有生力量，以奪取勝利。在古代冷兵器作戰條件下，火攻乃是威力最強大、效果最明顯的作戰手段之一。所以戚繼光曾不無感慨地說：“夫五兵之中，唯火最烈：古今水陸之戰，以火成功最多。”正因為火攻具有這種特殊的軍事地位，所以曆代兵家對它都給予高度的重視，他們不僅把火攻廣泛應用於實戰，而且還努力從理論上對它進行總結。《孫子?火攻篇》就是我國古代最早係統總結火攻經驗和特點的專門文字，它主要論述了春秋以前火攻的種類、條件、實施方法以及火發後的應變措施等問題，並提出了“安國全軍”的慎戰思想，具有重要的軍事學術價值。
孫子對火攻問題的闡述具有嚴謹的邏輯性，換言之，即有著清晰的層次性。它包括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充分肯定火攻在軍事鬥爭中的地位和作用。孫子明確指出，以火助攻，是提高軍隊戰鬥力、卓有成效打擊和消滅敵人、奪取作戰勝利的重要軍事手段：“以火佐攻者明。”有了這樣的認識，討論火攻的具體問題便具備了基礎。
第二，根據打擊對象的不同，把火攻的方式具體區分歸納為五大類。即焚燒敵軍人馬（如赤壁之戰、夷陵之戰等情況），焚燒敵軍糧草（如官渡之戰中曹軍烏巢燒糧之舉），焚燒敵軍輜重，焚燒敵軍倉庫，焚燒敵軍糧道。這五種火攻形式，分別之實際上就是兩大類，一是直接打擊和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二是摧毀敵人的後勤機器，剝奪敵人賴以支持戰爭的物質資源。
第三，論述實施火攻的具體條件，指出要使火攻發揮應有的作用，必須正確選擇火攻的時機。孫子指出，火攻的實施必須依賴於一定的條件。這種條件包括兩個方麵：氣象條件和物質條件。就氣象條件說，是“發火有時，起火有日”，即選擇氣候幹燥、月亮行經箕、壁、翼、軫等星宿位置這樣的有利時機。就物質條件而言，是“行火必有因，煙火必素具”，即火攻器材必須平時預作準備。孫子認為，一旦具備了這些條件，即可以考慮在作戰中運用火攻手段了。
第四，主張火攻與兵攻相結合，明確提出“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的原則，強調利用縱火所引起的敵情變化，及時地指揮軍隊發起攻擊，以擴大戰果，贏得勝利。辯證分析問題，因敵情變化用兵，是孫子軍事思想的重要特色，在火攻問題上也無例外。火攻固然威力強大，效果顯著，但若不知靈活掌握，隨機處宜，就不能使其發揮應有的作用，有時甚至會給自己帶來災難，如南朝梁代侯景叛軍火攻巴陵一役中，失火自焚兵馬，導致大敗，就是明顯的例子。所以高明的軍事家在實施火攻過程中，一定要針對敵情的變化，靈活加以處置。孫子早在二千五百年前即注意到這一問題，係統提出“必知有五火之變，以數守之”的方法，諸如“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火發上風，無攻下風”等等，可見他的認識之高明。
孫子的《火攻篇》奠定了中國古代有關火攻問題理論體係的基礎。自孫子以後，人們對火攻的理論闡述仍不絕於書，如進一步探求實施火攻的條件，研討火攻與兵攻相結合的方式途徑等等。然而它們都未能超越孫子本篇所構設的基本框架。
上下數千年，以火攻克敵製勝的著名戰例宛若秋夜繁星，不可勝數。其中比較突出的就是東漢班超的破鄯之戰，三國時期孫劉聯軍大敗曹師的赤壁之戰，東吳陸遜火燒連營、大破劉備的夷陵之戰，北宋初年潘美火攻劉奪占廣州平定南漢之戰，曹彬火燒水寨攻取金陵滅亡南唐之戰，元末朱元璋鄱陽湖殲滅陳友諒主力之戰等等。這些戰役的指揮者，之所以能巧妙運用火攻手段，取得卓越的成功，歸根結底是他們自覺或不自覺貫徹孫子“火攻”理論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孫子的“火攻”原則及其方法業已經受住了曆史的驗證，而成為中華兵學寶庫中的璀璨瑰寶了。
本篇中的另一重要內容，是孫子的慎戰思想。他強調君主和將帥對戰爭要謹慎從事，做到“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對於那種缺乏政治目的和戰略目標而輕啟戰端的愚妄行為，孫子持堅決反對的態度。他著重指出國君不可以憑個人喜怒而發動戰爭，將帥也不可以逞一時意氣而隨便動武。無論是戰是和，都必須以利益大小或有無為依據：“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認為這才是真正的“安國全軍之道”。否則“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到頭來一定會受到現實的懲罰，喪師辱身，為天下笑。
孫子的這一看法較之於儒、墨之流一味“非戰”、“反戰”立場無疑更接近於真理，而與《商君書》為代表的法家“主戰”理論相比，也具有更大的合理性。“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乃是從事任何活動的根本依據，戰爭作為暴力的政治行為，更應該遵循這一宗旨。而要真正貫徹“兵以利動”的精神，國君和將帥乃是關鍵。古代國君是一國的主宰，他的一舉一動都直接關係著國家的安危存亡，在戰爭問題上尤其如此。國君如果遇事不能沉著冷靜，僅憑一腔熱血而輕率發動戰爭，那後果就不堪設想。至於將帥，乃是一軍的統帥，他指揮是否得當，與戰爭的勝負關係極大。遇事冷靜，處亂不驚，不為利誘，不為辱怒，是將帥應有的優良素質，也是軍隊克敵製勝的重要保證。有鑒於此，孫子才一再告誡統治者“不可以怒而興師”，奉勸將帥切不可“以慍致戰”。
征之於史，這種“慎戰”理論乃不刊之論，正如唐代杜牧所說：“將兵者，有成者，有敗者，勘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相抵當。猶印圈模刻，一無差跌。”像成皋之戰中曹咎“以慍致戰”終遭殺身，夷陵之戰中劉備“以怒興師”招致慘敗，李自成不修其功斷送天下，就都是違背孫子諄諄教誨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