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李雙良——中國治理環境第一人
山西太原鋼鐵公司李雙良，被人們譽為“中國治理環境第一人。”他受到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表彰，被列入1988年6月5日——“世界環境日”公布的在環保方麵取得成就的榮譽名冊。
1983年春節後，李雙良帶領他的一群夥伴，用不到5年的時間，把太原鋼鐵廠近半個世紀以來堆起的一座占地2平方公裏(相當於一個中等縣城)、最高處達23米(相當於7層大廈)的廢渣山，搬走了4／5，而且每年通過回收廢鋼鐵創造了百萬元以上的經濟效益。
李雙良所以做出了驚人的成就，是因為他對事業具有高度的責任感，也是因為他善於同情人、理解人和團結人。
當他開始治渣不久，蹲過拘留所的王彪來報到了。
“你有什麼困難盡管說，咱渣場給你解決。”李雙良把他叫到辦公室。
“我欠下人家280塊錢，吃飯錢都沒有了。”王彪坦率地回答。
“一天要多少?”
“七八元就行了！”
“這40塊錢給你當飯錢，欠下的列個單子，讓要賬的來找我！”
幹活沒到一個月，一封奶奶病重的電報又給王彪打來。王彪沒有勇氣再去找領導。工地上，李雙良一把拽住了他：“咋啦？”
“我回不去。”王彪無望地擺擺頭。
“這100塊錢，買張車票，再買件衣服換上，剩下的錢留給你奶奶死後安葬用。看病治療花錢，咋花的帶個證明回來。”
打那以後，王彪成了工地上的一員猛將。
李雙良承包了渣山之後不久，聽說要把張迷狗給分來，可接到通知，卻遲遲不見人來報到。原來這人曾在“文革”中打過李雙良，以後見了他就躲著走。這次分到李雙良手下他不想來，又不能不來，心裏非常苦惱。李雙良卻找上門，坦誠地對他說：“運動搞錯了，責任不在個人，你放心來工作，怕什麼！”後來，正巧場裏一個老鉗工組長退休，李雙良又提議讓他接替。張迷狗找到李雙良說：“做夢也沒想到你能這樣待我！”
人們稱讚李雙良看得開，有度量，姿態高。其實，他一不是故作姿態，二不是施舍感情。李雙良是實實在在地待人。他心裏想的是：我們為了治理渣山走到一起，汗往一塊流，勁朝一處使。在美化環境，創造未來中也改造自己，以前的恩恩怨怨哪有工夫去想！和即將變成現實的前景比起來，那些又算個啥！
82.李誌軍的“約法三章”
李誌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排長，1981年，因在一次排險中負傷，雙目失明。這位年輕的共產黨員，沒有因此而消沉、退縮。他憑著一顆赤誠的心，堅持自學成才，又在人生的道路上，留下了一串串閃光的足跡。
李誌軍在負傷失明之後，部隊安排他回地方休養。對他來說本可以心安理得地依靠國家供養，然而他卻憑著堅強的決心和數力，曆盡艱辛地到處拜師學藝，終於在醫道上功成名就，掌握了一套為人治病的本領。這時的李誌軍，也本可以在家坐等患者登門求醫，他卻又毅然回到部隊，帶著他的醫術，也帶著他的理想，重新走上了更廣闊的為人民服務的天地。
自1981年負傷後的十餘年間，他始終遵守著為自己訂的約法三章：“一不要給部隊添麻煩；二不要向父母伸手；三不是委屈孩子。”
一次，他把妻子叫到跟前，一番話道出了自己的心聲和胸懷：
“現在，我原先的部隊正在老山前線打仗，我是個軍人，卻不能拿槍上前線，如果再提這提那，我怎麼配穿這身軍裝！
“爸爸媽媽生我養我，我又為他們做過什麼?知道我負傷失明，爸爸的一隻耳朵一下子就聾了，媽媽從此落下了高血壓病。要是讓他們知道我們老犯愁，他們的晚年能過得安穩?
“還有亮亮。他剛會走，你就教他怎麼給我這個爸爸帶路。將來，他比別人負擔重，我們不能再對不起他！
“我欠的債太多了——部隊的、父母的、你和亮亮的。這輩子努力還吧。”
李誌軍的話真摯、深沉，李誌軍的行動更堅定認真。他是因公致殘，醫療費本來可以由國家負擔。可他一連6次去各地求醫，隻讓報銷了一次路費，自己卻掏了3300多元。為學成一技之長，買書、買學習用品花了3000多元，從未向部隊提過。他的父母是離休幹部，非常關心李誌軍的生活，願意幫助他們，可李誌軍卻從不讓老人知道他們的難處。
1987年，李誌軍和幾十個盲殘戰友一起在京華醫科大學學習，住的是個半地下室，缺少陽光，下水管道還時常堵塞，臭水溢流屋內。有位記者采訪，見此情況非常生氣，拍了照片登在報紙上，說明詞的標題是：《共和國請不要忘記他們》。李誌軍很感謝這位記者的好意，但他對同學們說：“共和國沒有忘記我們。我們這個班，是國家支持辦的；我們的學費，是國家掏的。要我說，我們也不能忘記共和國。國家這麼大，又不富裕，總會有事辦得不周全。我們要理解國家，理解社會，理解生活！”後來，有一篇報道說李誌軍是自費上學，他一有機會就出來更正。他不允許共和國給予他的愛有一丁點兒被人遺忘！
83.郭新吉不搞特權
郭新吉，安徽省原鳳台縣委書記。他幾十年如一日，帶領全縣人民艱苦創業，使鳳台縣的麵貌發生了翻天覆地地變化。安徽省委授予郭新吉“焦裕祿式的好幹部”的稱號。
郭新吉對待自己的子女和親屬奉行的一條原則就是：“誰當郭新吉的親屬，誰就沒有享受在前的權利！”
郭新吉初到鳳台時，老伴和幾個孩子都沒有工作，全家僅靠他一個人的工資生活，經濟上相當拮據。有關部門考慮到他的實際困難，想給他老伴安排幹臨時工。郭新吉知道後製止說：“我老伴不識字，不夠條件，不能因為我是書記就照顧她。”
郭新吉的大女兒郭英，小時候是個聽話乖巧、聰明過人的好孩子。然而，“文化大革命”一場浩劫，把小郭英毀了。那時在阜陽任縣委書記的郭新吉被打倒。看到父親三天兩頭被批鬥，戴高帽遊街，小郭英驚懼萬分。在家她要經常幫父親抄大字報，在外麵還要忍受別人的辱罵，由於幼小的心靈承受不住這樣的重壓，小郭英患了嚴重的精神分裂症。打那以後，郭新吉憂慮郭英的病情，一個人常常偷偷地掉淚。組織上考慮到他女兒的病是由於曆史原因造成的，便為郭英解決了一個編製，讓她掛名領工資。郭新吉知道後，三番五次到這個單位申訴說：“郭英沒有工作能力，不該讓國家白養活。”一次不成，兩次；兩次不行，三次，直至把對方說煩了，“郭書記，我們給郭英發工資，沒啥動機，不是巴結你縣委書記！”郭新吉苦笑著賠不是：“組織上的心意我感謝，但郭英沒能力，就不能拿這份錢，我是她父親，這個負擔應該我自己背。”就這樣，他把郭英的名字從工資表上劃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