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發表《格蘭其莊園》後，我原來打算就此擱筆，不再把福爾摩斯先生的事跡寫下來。我朋友不願再發表自己的經曆是我動了這個念頭的真正原因。其實，記錄他的事跡對他的偵緝工作是有好處的。但是他決意要離開倫敦，並且再三告知要我尊重他的意願，不再發表他的經曆。我對他說，《第二塊血跡》發表之後，就結束我的故事，因為用這樣一個重要的國際性案件做為全書的結尾是最合適不過的了。他同意了，我這才能給公眾講述一下這個事件。
一年秋天(請你們原諒我不能講明具體年份)，一個星期二的上午，我們的住所來了兩位聲名顯赫的客人。一位是曾兩度出任英國首相的倍棱格勳爵。另一位就是崔洛尼·候普——英國一位前途無量的政治家，負責歐洲事務的大臣。他們到這裏來，一定是有事相求。首相看看我又看看福爾摩斯，憔悴的臉上呈現出無限哀愁。那位歐洲事務大臣也心神不寧地時而摸摸胡須，時而又摸摸表鏈墜。
“福爾摩斯先生，是首相要我來找你的，今天上午八點鍾我發現遺失了重要文件。”
“您報警了嗎?”
“當然沒有報警，報警就意味著把文件公布於眾，我們不希望公眾知道這件事。”
“先生，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文件很重要，一旦公之於眾很可能會引起歐洲形勢複雜化，這份文件將決定戰爭與和平。追回文件一事，必須絕對保密，他偷走文件的用意是把文件公布。”
“我明白了。崔洛尼·候普先生，文件是在什麼情況下丟失的。”
“六天以前我們收到了一封外國君主寄來的信。事關重大，每天我都把它帶到家中，鎖在臥室的文件箱裏。昨天晚上我打開箱子，裏麵的文件好好地放著。可是今天上午卻不見了。我和我的妻子希爾達睡覺都很輕，而文件箱一整夜全放在我臥室的梳妝台鏡子旁邊。夜裏沒有人進屋，可是文件卻不翼而飛了。”
“您什麼時候吃的晚飯?”
“七點半。”
“睡覺前您做了些什麼?”
“我的妻子出去看戲了。我一直坐在外屋等她。我們到十一點半才進臥室睡覺。”
“這就是說，文件箱有四個小時是無人看守的。”
“那裏隻有我的仆人和我妻子的女仆早晨可以進去，其他時間不允許任何人走進屋內。這兩個仆人都很忠誠。而且，他們兩個人都不知道在我的文件箱裏放著這麼重要的東西。”
“什麼人知道有這封信呢?”
“沒有一個人知道。”
“您的妻子呢?”
“她不知道，今天上午丟了這封信以後我才對她說的。”
前任首相點了點頭。
他說：“先生，您有很強的責任感，我相信這樣一封重要信件的保密問題會重於家庭中的私人感情。”
這位歐洲事務大臣點了點頭。
“謝謝您。今天早晨之前我妻子沒聽到過有關這封信的一個字。”
“她會猜到這種情況嗎?”
“她想不到的。”
“以前您丟過文件嗎?”
“沒有，先生。”
“國內的人還有誰知道有這樣一封信?”
“各位內閣大臣昨天都被通知到了，每天內閣會議都強調保密。”他神情沮喪。
“不過，內閣成員以外，還有兩三名官員知道這封信。除此外，全英國沒有人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