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人們還沒有邁出這一步。自從啟蒙運動以來，人們隻注重追求知識。就是在這一過程中，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逐漸被運用到人類活動的研究中。邁出這一步是合理的，但卻被啟蒙運動拋得遠遠的，我認為這是“啟蒙性謬誤”。
啟蒙運動認為，推理就像幫助人們看到實際情況的探照燈，但並不等同於實際情況。將推理與事實區別開來的做法在啟蒙運動時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為當時還有很多知識有待於人們去發現，甚至連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還沒有得到充分的探索。雖然這是一個誤區，但卻帶來了顯著的成果。將表述方式獨立於相關的內容之外，的確促進了自然科學的發展，但這隻適用於研究自然現象，不適用於研究人類活動。
有的誤區能帶來有價值的結果，我將這類誤區稱為“有利誤區”，而且我認為人類文明的進步正是得益於很多“有利誤區”。我並不是說所有的知識都是錯誤的。我的意思是我們的知識都有局限性，在提高我們認識水平的過程中，我們往往會超越原有知識的正確界限。這就是經濟學理論遇到的尷尬處境。在我求學的早期階段，理論一直具有寶貴的指導價值，隻是在畢業之後，它們才顯示出其錯誤的一麵。我讀書期間學的是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著作，我還讀了富蘭克?奈特的一本具有啟發意義的好書《風險、不確定性與利潤》（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隻是後來的宏觀經濟學理論家和金融學家們忘記了這本書。
今天，我的理論框架比我讀大學時完善得多，但是核心的理念並未改變；而且不僅涵蓋經濟學，還擴展到政治學與全部的人類行為研究上。我的思維受到了奧地利裔哲學家卡爾?波普爾的影響，先是其著作《開放社會及其敵人》（Open Societies and Its Enemies），之後便是他的科學方法理論。我提前一年修完了本科的課程，在正式拿到本科文憑之前還有一年的時間可以消磨。我選擇卡爾?波普爾作為我的導師，而且寫了好幾篇文章請他指導。大學畢業後，盡管不得不為生計而奔波，但我從沒有放棄思考思維與現實之間的關係。我畢業幾年之後，向波普爾提交了一篇名為《意識的負擔》的論文。這是我首次係統闡述自己的思想框架，內容上與今天的框架沒什麼區別，隻是完整性稍微欠缺。
我的職業生涯充滿了曲折坎坷，最後我在紐約成了一名對衝基金經理人，這是最早的對衝基金之一。管理對衝基金是一項需要全身心投入的事業。在1969年，我最初掌管的資金是300萬美元。到1979年，這一基金的總額高達1億美元，大多都來自未分配的利潤。其中隻有4 000萬美元屬於我，但我認為這對於我和我的家人來說已經足夠了。管理高杠杆率的對衝基金帶來的壓力是很大的。有一次，我在很短的時間內大批購進了英國政府新發行的債券，而沒有提前安排好融資事宜。我在倫敦來回奔波，希望能得到足夠的信用額度。當我走在利德賀大街上時，我想我的心髒病複發了。我告訴自己：“為了掙錢，我冒著如此大的風險，但是如果我就這樣死了，那我就是輸家。冒著生命危險去掙錢太不明智了。”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決定利用我的錢成立一個基金會，做點有意義的事情。我苦思冥想自己到底最關心什麼。在我那抽象的理論框架的指導下，我選擇了開放社會的理念，這種理念是我理論框架的基石之一。
據我所知，“開放社會”這個詞彙最早出自法國哲學家亨利?伯格森的一本名為《道德與宗教的兩個來源》（The Two Sources of Morality and Religion）的著作。他認為，道德與宗教的一個來源是單一部族地區，這種來源最後導致的結果是一個封閉的社會，而另一個來源是多部族共同生活的地區，最終導致的結果是一個開放的社會。卡爾?波普爾指出，如果開放社會的意識形態趨於統一，並宣稱統一後的意識形態是終極的真理，那麼開放社會可能變成封閉的社會。然而，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因此這樣的意識形態隻有使用強迫手段消除其他意識形態時才會成為主流。相反，開放社會承認不同的人們可以擁有不同的見解與利益，他們通過製定法律使意見各異的人可以和平共處。我在匈牙利經曆過德國納粹的統治與共產黨的管製，因此波普爾的思想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早在1979年，我就為我的開放社會基金會確定了以下幾項使命：（1）打開封閉的社會；（2）使開放的社會更加穩固；（3）宣揚批判性的思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