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興奮，盡最大努力幫助薩卡什維利成功。我向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創辦的一個“能力建設基金會”捐了幾百萬美元。這個基金會為薩卡什維利內閣的每位成員提供每月1 000美元的額外補助，為格魯吉亞每位警察提供每月100美元的額外補助。這樣一來，薩卡什維利就可以對這些警察進行有效的管束，可以命令他們拆除道路上用來敲詐過往車輛的路障。這一切實的反腐之舉極大地提升了他在格魯吉亞的民意支持率。但後來，形勢急轉直下，因為薩卡什維利以涉嫌腐敗為由逮捕了一大批著名的商人，向他們每人勒索一大筆錢財之後才予以釋放。這部分錢財集中到一個“行賄基金”手中，用於購買武器，保護格魯吉亞，防止俄羅斯襲擊。這個“行賄基金”最後也成了一個滋生腐敗的源頭。
對於薩卡什維利這種目無法紀的行為，我在格魯吉亞的基金會公開發表言論予以譴責。由於格魯吉亞議會並沒有提出譴責，我的基金會就成了新政府的唯一批判者。我本人最初傾向於容忍薩卡什維利的過分行為，因為我認為在革命形勢下不能采用正常的規則。但當這些過分行為無休無止的時候，我也開始批判他們。事實表明，掌權後的薩卡什維利並沒有在野時那麼擁護開放社會的價值理念。
就在此時，俄羅斯媒體指責我是薩卡什維利的“財神爺”，而且普京呼籲中亞各國的領導人關閉我在他們國家的基金會。值得慶幸的是，大多數中亞領導人最終決定忽視普京的建議，不過我的基金會也感到了一定的壓力。而且普京的話在世界其他地區也引起了對我們不利的反響。這一慘痛的事件告訴我，在建立基金會的國家，一定要遠離該國的內政。
這個結論說說很容易，落實起來卻不那麼容易。我們在同各國打交道時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該國內部的政治形勢。於是我們雙管齊下，一方麵幫助這些國家的民間社團要求政府采取負責任的態度，另一方麵努力同願意接受我們的幫助，並更好地履行自己義務的政府開展合作。如果能同時做好這兩件事，那麼我們的效率將會有更大的提升。而且，如果一個國家剛剛經曆民主政體的更迭，而新政府迫切想建立更加開放的社會卻力不從心，那麼這個時候我們的效率會最高。我們最大的貢獻往往是提高他們的執政能力。蘇聯解體時，我們就是這麼做的。我們帶來了外國的知識和技能，向有關國家希望回國而有資質的人員提供資金援助。這也是我們10年前在格魯吉亞所做的事情。當我回憶起那段艱難的經曆時，我不確定我是否還想做點什麼不同的事情。
我在格魯吉亞吸取的真正教訓是，幫助一個正在經曆製度轉型的國家是一件困難的事，而且往往是出力不討好。我們在其他地方也有過類似的經曆。這些地方的一個共通之處是一屆政府進行了係統性的改革，但被下一屆政府全麵廢除。俄羅斯就是最明顯的例子。普京上台後，人們在混亂的葉利欽時代所享有的各種自由都消失了。然而，我還總結出一個微妙的教訓。單獨同某個政府商討進行係統改革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情。係統改革需要公眾的廣泛參與，隻有公眾的參與，才能保證改革永不止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