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塔法說：“我們正在設法讓人們感覺在銀行辦理業務如同買一品脫牛奶或者麵包這樣的事一樣平常—買一打雞蛋，然後用銀行貸款支付。這個方案將使銀行能夠接觸到數千名借款者和儲蓄者。”
穆斯塔法說：“這個支付係統在2007年末正式上線。網店的數量很快就增加到了30個。我們正在尋找新的代理人，已經給6 000人發了銀行卡。你不可能直接把機器放在商店就置之不理。”
索羅斯經濟發展基金會副主席法齊婭?納克維說：“通過自動櫃員機和營業網點將塔米爾微型金融銀行與巴基斯坦的國家支付體係對接起來，能夠將數千個低收入家庭納入到正規的銀行體係之中。這有助於塔米爾銀行打破在巴基斯坦等國存在的金融行業隔離製度。”
2008年，挪威電信公司（Telenor，主營手機業務）買下塔米爾微型金融銀行51%的股份。這種合作夥伴關係使得一種基於手機的、創新型的支付產品，即EasyPaisa移動支付服務的推出成為現實。通過這款產品，客戶通過他們的手機就可以進行轉賬或支付賬單。
貧窮、大批難民以及自然災害造成的困難，對巴基斯坦謀求經濟發展而作出的努力構成了嚴峻的挑戰。但是塔米爾銀行一直保持了蒸蒸日上的態勢。截至2010年該國遭遇洪災，塔米爾微型金融銀行已經吸引了12萬名客戶，超過7萬名客戶從該銀行貸款，而且正在不斷地以創新的方式改善銀行係統為巴基斯坦人民提供服務的質量。
利比裏亞和塞拉利昂。2009年，開放社會基金會開始著手改善利比裏亞和塞拉利昂人民的生活。兩個國家之前都遭遇了毀滅性的兵火之災。索羅斯經濟發展基金會投入1 500萬美元，以便讓孟加拉農村發展委員會（BRAC，孟加拉國的微型信貸組織）將改良後的微型金融發展模式引入利比裏亞和塞拉利昂。孟加拉農村發展委員會是一個總部設在孟加拉國的發展組織，是世界上最大的減貧組織之一。這個項目所需要的400萬美元都是來自索羅斯經濟發展基金會、奧米迪亞網絡基金會（Omidyar Network Fund）、開放社會西非倡議組織以及人類聯合組織（Humanity United）。這個項目的目的就是使孟加拉農村發展委員會在3年內向50萬人提供微型信貸、健康服務以及農業支持。
沙阿·阿拉姆負責監督孟加拉農村發展委員會在塞拉利昂的運作情況。在描述這個組織時，他說：“我們不僅僅是一個微型金融機構，我們還要推動社會變革。我們幫助很多人了解關於衛生間、蚊帳、學校教育和營養學等方麵的東西，這能夠改變他們及其下一代的生活。”這個項目是在2009年啟動的，截至當年底，已經有了一萬名貸款者。貸款的平均數額為155美元。前6個月過後，所有貸款全部得到了償還。
法特瑪塔?卡塔有一個女兒和一個兒子，女兒已經十來歲了。1999年1月份，她正在父親位於塞拉利昂首都弗裏敦的房子裏養病。元旦剛過去一個星期，一群叛軍來到此處。他們醉醺醺的，拿著武器，所到之處，奸淫擄掠，無惡不作。他們命令每一個人都到街上去。卡塔回憶說：“我看到他們槍殺了一個孕婦，很顯然是因為她從家裏出來的速度不夠快。他們輪奸了一個10歲的女孩兒，最後這個女孩兒因失血過多而死。他們把搶來的東西放到一個男人背上，讓他扛到他們的營地。但這個男人太虛弱了，於是他們就槍殺了他。當天晚些時候，他們將卡塔的父親和外甥們全部活活燒死在了自己家的房子裏。”
一小股英國的突擊隊員這時突然出現，打退了這群叛軍，使得卡塔和她的丈夫能夠幸存下來，重新開始生活。卡塔通過賣木柴、大米粥和風味冰激淩，每天能掙2.5美元，這足以養家糊口。就這樣，很多年過去了。她的丈夫開始做農活，給家裏帶來了大米和其他主食。卡塔將她所掙的錢都花在日常家用上，沒有錢擴大投資，但是卡塔一直在尋找著途徑。在孟加拉農村發展委員會發布消息說將會提供貸款之後，卡塔開始有計劃地節衣縮食。她說：“我知道用貸款，再加上我省吃儉用節省下來的錢，我真的可以做點事情。孟加拉農村發展委員會讓我相信把生意做大點是有可能的。”
2009年6月，她貸了150美元的款，並用這筆錢購買了很多袋木炭，在賣風味冰激淩的同時也賣木炭。每個星期她都會購買300袋木炭，在市場上每袋賣3美元，現金支付，顧客自己負責運走，不賒賬，每袋的利潤是1美元。她出去買炭的次數從每周一次增加到了每周兩到三次。她說：“有時候很困難，但我真的正在受益，感謝上帝。我女兒身體一直不好，需要做手術，我認識醫生，會同他談一個合適的價格。最讓人高興的是現在我已經可以支付手術費了。”
卡塔已經感受到了國際經濟危機的衝擊。燃料價格的上漲推高了運輸成本，每袋木炭的運費從0.75 美元漲到了1美元。現在美元更加強勢了，因此物價也在不斷上漲。“但是我的價格也在漲，每袋木炭的價格從3美元漲到了3.5美元。每個人都需要木炭做飯，因此我賣出的木炭數量還是那麼多。”
她說：“過了很多苦日子，我已經習慣簡單的生活，不需要購買什麼新的東西。我知道錢對我來說意味著什麼。目前，我把掙的錢都用來做生意了。我每天節省1.25美元，每周還貸款。孟加拉農村發展委員會給我一個星期的免還貸期，在還貸上我沒有什麼困難。即使是我丈夫也不知道我掙多少錢。如果我告訴他，他就會讓我給他點錢花，但是我想投資。我打算開個銀行賬戶，我還想買一小塊兒地，蓋個房子，這樣我就不用再付房租了。”
薩拉馬圖·卡馬拉的丈夫死於一群叛軍之手。叛軍發現她的丈夫臥病在床，就把他拖出房子，在他身上套了一個輪胎，澆上汽油，然後劃著火柴將他活活燒死。隨後，他們又將這個家庭的房子付之一炬。
卡馬拉被迫逃到了他弟弟位於喬治布魯克地區（俯瞰弗裏敦的一個貧民區）的家裏避難。當時她已經有了兩個月的身孕。戰爭結束後，他開始從漁民手裏買魚。漁民把他們打來的魚帶到弗裏敦附近的海灘出售。“有時候我會買12條魚，然後帶到喬治布魯克的集市上賣。過去需要花上三四個小時去買魚。如果漁民收獲不大，我們就沒有多少魚可以賣。我沒有儲蓄，因此我能買的魚的數量也不穩定。”生意好的時候，他每天掙的錢相當於10美元。
2009年6月，卡馬拉從孟加拉農村發展委員會那裏收到了150美元的貸款，是以當地貨幣單位利昂發放的。現在她每天早上從一個碼頭買魚。“我買幾箱冰凍的魚或者幹魚，敷上冰包用毯子蓋好，然後帶到市場上賣。”她現在每天能掙25美元。
“因此，現在我的情況好多了。我讓孩子們穿上了更好的衣服，他們也不想穿著髒兮兮的衣服去學校了。現在他們每天有午飯可以吃，過去隻有早飯和晚飯。我過去為錢擔憂，不知道我和孩子們該如何度日。現在我每個月在銀行賬戶裏存上12.5美元。你能想象得到嗎？我還不是太有錢，因此存錢是我最重要的事，但是情況正越來越好。我想有朝一日用存下來的錢蓋一座房子，為我的孩子們打好基礎。我以前隻是夢想著有這麼一天，但從沒有想象過實際上能夠做到這一點。”
簡·巴赫是4個女孩兒的母親，在塞拉利昂的首都弗裏敦經營一個理發店。她13歲輟學，然後結婚。生了兩個女兒之後，她才開始學習如何剪發、卷發、染發、梳理、盤頭以及把頭發拉直。她的第一任丈夫將她和她的女兒從家裏趕了出來，她們便住在她的父母家裏，直到遇見了現在的丈夫。她和現任丈夫又生了兩個女兒。
叛軍在1991年襲擊了他們生活的地區。簡?巴赫便逃到了弗裏敦，同其姑姑一起生活。接下來的8年中，她在一個用木頭和鐵皮搭建而成的小亭子裏依靠理發謀生。叛軍在1999年1月6日攻進弗裏敦時，將她的小亭子一把火燒掉了。“這個地方到處都是叛軍，他們會砍掉別人的手和胳膊。叛軍來到我們這個地方時，我們就逃到了我弟弟在弗裏敦中心位置的房子。當時形勢太緊張了。叛軍威脅說要燒了我們的房子，我們便在街上睡覺。在一個星期四的夜裏，叛軍把我的大女兒和其他女孩兒一起帶走了。我想他們肯定會殺了她，但是她逃了回來。”
過了3個星期，叛軍走掉後，簡?巴赫便重新開始了生活。她幾乎沒有什麼食物可以吃，和另外二十幾個人擠在一個狹小的、還沒有完全蓋好的房子裏生活。她買了幾捆木材，找來一些鐵皮，又重新搭建了一個簡易的理發店，開始依靠剪發、梳頭和盤頭謀生。她說：“我過去每天有兩三個顧客。當然，我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賣，主要是給別人理發。”
她的第二任丈夫在2005年去世了。簡·巴赫艱難度日，每月支付7.5美元的房租和女兒們的學費。她的房子有一間臥室和一個客廳。2002年，她從孟加拉農村發展委員會獲得了相當於112美元的貸款，分期償還，每月隻需償還3.5美元。她說：“我用這些錢買了理發用品來卷發或者拉直頭發。這樣我的生意就能賺得更多了，因為我可以提高染發和拉直頭發的收費。”她還進了些香皂、凝膠、染發劑以及傳統醫學中使用的一些產品來賣。
“假期裏我會很忙，但其他時間沒有顧客來做頭發。因此，有了這個新的業務，我賺的錢比理發還要多。現在我每天都有收入。每個月，除了理發之外，我還有一些其他收入。基本上就是這樣，我買了更多的產品用來推銷。我從早上7點一直工作到晚上7點。我不在理發店的時候，我的侄子幫我賣，幫我照看這個理發店。”
簡·巴赫說：“我想看到一個更加光明的未來。我買了一塊地皮，想用一些黏土磚蓋一棟房子。我還要把牆壁粉刷一遍，讓它看起來美觀些。我打算建有四個臥室和一個客廳的房子，並在房子外麵蓋一個衛生間。我的二女兒跟我一起蓋。我們剛剛開始建，這棟房子是為我年紀大了之後準備的。”
當喬治·索羅斯開始其慈善事業的時候，幾乎沒有什麼基金會和非政府組織為微型企業和創業者提供金融服務。索羅斯經濟發展基金會極大地改善了世界上有著強烈創業意識和創業衝勁的窮人的生活。
喬治·索羅斯
在基金會成立初期的工作中，我一直反對進行社會性投資，因為我認為評價社會性投資時存在雙重標準，這樣很容易將投資與慈善混淆起來。雙重標準帶來的結果是很難評估的，因為既然追求社會公益目的，也就不必追求贏利。你是否成功地實現了社會公益，比你是否贏利更難以評估。要麼從事商業，將贏利最大化；要麼從事慈善事業，一心謀求實現社會公益。
但是，我的基金會卻是時不時地搞一些社會性投資。比如，在保加利亞，我的基金會變成了最大的書商。這樣就引發了一些非常嚴肅的問題，即給出版行為提供補貼會不會妨礙出版業的健康發展。為了滿足支持大眾傳媒的發展這一個長期性的需求，我們建立了一個特殊的組織，即媒體發展貸款基金會（Media Development Loan Fund）。它一直按照商業模式運作，取得了成功。我們還積極推動微型金融行業的發展。因此，隨著時間的流逝，我也在不斷地修正著我對社會性投資的看法。
現在，我認識到了社會性投資比普通的投資更加困難，因為評估社會性投資存在雙重標準，但我並不認為這是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問題，相反，我將其視為一項挑戰。我們正在努力援助的國家不僅需要援助，也需要投資，我們正在越來越深入地參與到社會投資行為之中。在很多情況下，尤其是巴基斯坦、塞拉利昂和利比裏亞，現在我們還在考慮印度尼西亞的爪哇省，我們引入了孟加拉農村發展委員會。較之於來自發達世界中的組織，他們更有經驗和能力在貧窮國家工作。
我知道我本人不是一個合格的企業家，因此一直都在努力尋找能夠依賴的優秀經理人。我自認為是世界上最成功，也是報酬最高的批評人士，對這一點我引以為豪。這是我在金融市場上大獲成功的基礎，因此我願意繼續做我的批評者，而不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企業家。當南非國家城市重建與住房署剛剛成立的時候，我拒絕了南非方麵為我推薦的第一個管理團隊。事實證明，第二個團隊是很成功的。其中的一位名叫塞德裏克?德比爾（Cedric de Beer），曾經是南非公共衛生和城市規劃方麵的官員，現在是索羅斯經濟發展基金會的骨幹成員之一。
當我思考經濟發展問題的時候，我就十分推崇和支持發展經濟學家保羅?科利爾。我們曾經在很多國家合作過，包括海地，而且最近在幾內亞也有過合作。他在很多著作中，比如《最底層的10億人》（The Bottom Billion）等，都明確指出四五個陷阱，比如資源詛咒實際上是金融泡沫的對立麵。因此他的陷阱理論和我的泡沫理論都對經濟發展提出了相似的、非線性的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