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決策過程、良性運作的自由市場、透明度和責任感，以及尊重公民受權和人權：這些開放社會的基本要素以及其他要素某些國家根本沒有堅實的存在基礎，因為這些國家有大批的人連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沒有，他們麵臨的最為緊迫和殘酷的鬥爭就是如何生存下去，幾乎沒有什麼時間和精力顧及其他。
多數海地人是那些具有反抗精神的奴隸的後代，他們中的許多人精力充沛，富有創造力，渴望接受教育，而且過度自持。這使他們任勞任怨地承受著長達三百餘年的社會動蕩，時刻徘徊在生死邊緣。他們的生活充斥著黃熱病、梅毒、瘧疾、艾滋病和結核病的困擾，有的人甚至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孩子死於簡單的腹瀉卻無計可施。他們飽受獨裁政權、警察暴行、黑幫暴力以及外來入侵（比如美國入侵）與占領以及經濟封鎖的折磨。即便今天，他們依然淒淒慘慘地飽受官場腐敗、毒品走私、人口販賣、綁架勒索、嚴重營養不良的摧殘，而且海地的嬰兒死亡率之高令人心痛不已。今天，森林砍伐殆盡，土地肥力耗盡，水域捕撈過度。篤信宿命論的謬誤者甚多，迷信思想根深蒂固，而且在數十年來外國援助的誤導下，太多的海地人形成了過於依賴外援的心態。
在海地廣大的內陸地區，電線還沒有延伸過去，而清潔的自來水和室內自來水管道隻存在於關於外部世界的傳說中。在那些即便越野車都無法到達的村子裏，村民（其中很多都是赤足的孩童）運輸物品都是靠肩挑背扛，他們需要長途跋涉地挑水，大米、大豆和水泥也需要一袋袋地扛來扛去，甚至是一捆捆12英尺長的鋼筋，他們的嬰兒、病人和受傷的人、臨產的孕婦都是需通過人力或背或扛的。比如病人會躺在一扇木門上，人們將木門抬起，每個角有一個人扛著。很多人都目不識丁，信息和謠言往往通過廣播和閑聊鑽進人們的思想深處。
教育也許能弱化普遍存在的愚昧無知，但隻是也許。海地的學校幾乎全部是私立的。管理學校的校長也隻是讀完了八年級而已，而且其中達不到教師職業標準的大有人在，這些人管理學校純粹是誤人子弟。
早在索羅斯建立社會開放基金會之前的很多年間，海地就已經麵臨著嚴峻的挑戰，而且對他國也構成了不穩定因素，這些都吸引了索羅斯的關注。20世紀80年代，在美洲觀察（Americas Watch）位於曼哈頓市區的辦公室裏，索羅斯就參加過關於海地國情及海地政權的討論。他曾經親自前往海地的首都太子港，並住在了奧洛夫森賓館裏。這一日益衰敗破落的賓館，因為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在其著作《喜劇演員》（The Comedians）中對其有所描述而得以出名。索羅斯在那裏遇到了一個在數十年政治壓迫下備受鉗製和重創的社會團體。綽號“醫生爸爸”的海地前獨裁者弗朗索瓦·杜瓦利埃（老杜瓦利埃原來是個鄉村醫生） 及其兒子讓-克勞德·杜瓦利埃禁止一切未經批準的集會，甚至還規定國人在未經當局批準的情況下不得討論國家事務。他們豢養了大批爪牙，那些敢於表達不滿的人士都會遭到他們的毆打或屠殺。
1987年，海地憲法得到修正，給予國民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直至此時，在海地建立開放社會才具有一定的可能性。海地獨裁政權被推翻之後，繼之成立的新政府也是腐敗猖獗、內訌不斷、庸碌無為，對那些一貧如洗的海地人視若無睹，實際上無異於任其自生自滅。數以千計的貧民撐著小木筏或漁船偷渡出國。數十萬的海地人之前從沒有走出過首都太子港及其周圍的貧民窟。1994年，即杜瓦利埃的殘餘軍隊將讓–貝特朗?阿裏斯蒂德總統推翻3年之後，美國的兩萬名海軍陸戰隊隊員登陸該國，將阿裏斯蒂德重新扶上總統寶座。索羅斯和阿裏耶?奈爾正是抓住了這個契機，才在海地建立了開放社會基金會，這個基金會在克裏奧爾語中的縮寫是FOKAL，意思就是知識與自由基金會。
他們任命米謝勒·皮埃爾·路易斯為知識與自由基金會的執行董事。她在目睹了家人和親友在杜瓦利埃政權下飽受摧殘之後，前往美國和法國留學，學成之後回到海地，先後在多個私營部門和公共部門工作過。1991年，她公開譴責1991年的軍事政變。她招聘了海地最知名的建築師的女兒洛蘭·曼戈訥斯來監督知識與自由基金會項目的運作情況。
知識與自由基金會首先深入分析了海地在後杜瓦利埃時代早期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形勢。這個時期，海地經曆了激烈的轉型，從一個殘暴、腐敗的獨裁政權過渡到一個殘暴、腐敗的“民主政權”。基金會剛剛開始運作的時候，活躍在貧民窟的黑幫勢力在阿裏斯蒂德等政治強人的武裝下，時不時地搞出一些亂子，並開始從事綁架撕票的勾當，為的就是向那些找到工作的人或者贏利企業的主人勒索贖金。米謝勒?皮埃爾?路易斯說：“人們迫切地要求改變現狀，但是，當人們為了生存而苦苦掙紮的時候，如何能實現變革？當為人父母者都目不識丁的時候，如何能促進孩子的教育？當很多人不知道如何參與公共討論的時候，如何能促進公共討論？”
知識與自由基金會的團隊從兩個方麵應對這些問題：首先，利用自身項目提高海地人民的能力，為建立開放社會奠定基礎；其次，開展多個項目，以擴展並鞏固集體的社會關係。為了培養具有自由思想、責任感和勇於擔當的個人，基金會發起了討論項目，為每一位年輕人提供強化推理能力和自由表達意誌的機會。同時，基金會還開展一係列項目，培養青少年的創業意識，並給海地年輕人提供上大學和技校的機會。
知識與自由基金會早期在教育領域的重點工作就是促進以兒童為中心的、循序漸進式的學前教育的發展。這個項目使得孩子們在正式上學之前可以考察大量的個體行為和群體行為。基金會多年來一直堅持不懈地遊說海地的教育部，希望能將這種教育模式納入國家教育發展大綱（該大綱沒有涉及學前教育），但其努力最後還是付諸東流。在教育部吃了閉門羹之後，知識與自由基金會在12個偏遠的農村地區引入了這個學前教育計劃。這些地區的人們正努力改變自己糟糕的生活環境。他們的學校有一些是羅馬天主教和清教徒們創辦的。知識與自由基金會還資助教師培訓計劃，為了支持循序漸進的學前教育計劃，一度承擔了教材購買和教師工資發放的任務。
在社區層麵，知識與自由基金會拿出一大筆資金，在太子港和偏遠的城鎮與村落創辦了免費的圖書館。這樣，居住在偏遠地區的海地人就有了空前的機遇可以接觸到來自外部世界的信息和思想，並為人們提供一個能夠討論影響他們生活和社區的問題，並彙聚思想、交流思想的平台。基金會還扶植社區組織的成長，並資助藝術和文化活動，以期把人們聚集到一起，培養海地人的社會責任感。
知識與自由基金會還在太子港以外的農村地區開展了教育等項目，以防止特別貧窮的海地人都湧向首都的貧民窟。米謝勒?皮埃爾?路易斯說：“我們之前從沒有深入過社區，現在一切都是從零開始的。我們所去過的社區都有一定的組織來領導，而且這些社區能夠從其他渠道獲得資金。我們希望他們在我們離開之後也過得很好，但我知道做到這一點很難。幾乎每一個城鎮和村落都有神職人員。在有些地方，他們往往很高傲，甚至待人接物頤指氣使，但我們別無選擇，隻有同這些神職人員建立合作夥伴關係。這種情況下，你就會遇到很多問題，因為動力是自上而下的，而不是自下而上的。”
知識與自由基金會還清楚地認識到在海地從事慈善事業的一個陷阱。當地人有一種傾向，往往會向外國的捐助者求助，希望獲得資金來開設醫院、學校等機構，於是流動資金源源不斷地進入海地。然而，他們並沒有思考過如何以可持續的方式管理現有的機構和設施。而一些外國的捐助者一聽到關於海地的淒慘故事就紛紛慷慨解囊，無償資助建立一座座新的樓房，而老舊的那些項目和提供有償服務的新企業都紛紛敗落，究其原因就是當地人要麼忽略他們，要麼沒有一種有效途徑維持其可持續運作，或者他們根本不願支付一些服務費，隻想讓外國的慈善機構出錢。
為了使其圖書館、學前教育機構、社區廣播站以及其他項目能夠長期存在，使開放社會成為可能，知識與自由基金會便投資了一些小型的促進經濟發展的項目。曼戈訥斯介紹說：“我們發現，在一些貧窮、偏遠的社區，根本不可能隻投資於教育領域，就期待他們能夠以當地資源為基礎而長久存在。我們還將資金投向了環境、衛生、灌溉項目、食品加工項目以及漁業項目。”
瓦魯是一個位於高地的村落，有一條公路將該村與海地主要的沿海公路相連接。在瓦魯這樣的地方，知識與自由基金會的項目似乎已經達到了持續性的要求。在聖阿涅斯這樣的地方，他們就躊躇不前了，因為即使從最近的公路到該村，也要走上4個小時。在雜亂無章、熙熙攘攘的太子港，2008年的颶風和2010年的地震導致這座城市滿目瘡痍，甚至有人在殘垣斷壁上噴上“歡迎讓–克勞德?杜瓦利埃回來”的字樣來表達自己的憤怒。即便在這樣不利的環境下，旨在培養海地人社區歸屬感的計劃依然堅持下來了。
瓦魯坐落在高地上，俯瞰狹長的海岸平原。從附近的懸崖峭壁上，村民們可以看到數英裏之遙的沿海公路，即國家公路，這條公路在地震中被撕裂了，坑坑窪窪的。之前一直沒有一條道路將瓦魯村同國家公路連接起來，直到杜瓦利埃倒台數年之後才修成目前的這條小路。在這條小路修好之前，一些商品和物資都是依靠驢子或人力搬運，病人也是這樣送到醫院的。學生們上學和放學的途中需要花費4個小時。很多人還沒有獲得閱讀能力就輟學了。在這裏，杜瓦利埃政權的秘密警察組織（被海地人用克裏奧爾語形容為Tontons Macoutes，意為童話裏嚇唬小孩的“吃人妖怪”）令每個人聞之色變。
杜瓦利埃政權垮台後，一群出生在當地的大學畢業生，包括在加拿大和法國的大學攻讀完社會學、項目管理以及經濟發展學位的海地留學生，紛紛返回瓦魯村，為的就是幫助這個地區的農民建立一個能夠彙集資金、代表農民利益的合作社。這些大學畢業生懷念瓦魯這個山村淳樸的生活和清新的空氣，尋求一種和平寧靜的生活方式，而這種生活正是在較大的城鎮和首都迅速擴張的貧民窟裏找不到的。
起初，當地農民和官員之間風傳新成立的瓦魯農民協會是共產主義性質的團體。後來，當散布謠言的人發現自己也從這個團體中獲益的時候，這些謠言就不攻自破了。大學畢業生們在一個小閱覽室裏開展了一個掃盲項目，這個閱覽室是當地人集會的場所。他們還找來了一群築路工人，用鐵鎬和鐵鏟破石開路，開始修築瓦魯村第一條通向外部世界的道路，協會還在這個村子裏建立了一所小學。在當地的資金用光之前，他們還在停車場上劃出了一個網球場，教孩子們如何打網球，其中一個學生後來成為海地的國家級冠軍。農民協會的會員數量逐漸增長到了數千人。
1997年，協會的一個領導人拜訪了知識與自由基金會，並谘詢了關於在瓦魯建立一座圖書館的事宜。8年後，在瓦魯村最後一個項目交工之前，知識與自由基金會已經成為農民協會最大的資助者，幾乎參與執行了農民協會提出的每一個項目。1998年，知識與自由基金會建立了一個圖書館，並培訓了圖書館的管理人員。農民協會利用這個圖書館作為集會的場所，用來召集當地人，其中很多人都不具備閱讀能力。他們聚在一起聽故事，並共同討論當地麵臨的問題。後來，知識與自由基金會在瓦魯村學校引入了循序漸進式的學前教育模式，並同一個加拿大捐助者一道，共同建立了一座新的校舍。57歲的村民埃米爾?福斯坦是6個孩子的父親。他說：“我妻子不知道怎麼讀書寫字，我連信都不會讀。但是，我認為我是成功的，因為我把孩子們送到了學校讀書。”
在海地，殘疾兒童一般情況下無學可上。然而，瓦魯村學校一名成績優異的雙耳失聰的學生向當地的家長和其他地區的家長表明，即使是身有殘疾的孩子，一樣可以取得優秀的成績，一樣可以過上充實的校園生活。瓦魯農民協會的創辦者之一伊馮?福斯坦說：“循序漸進式學前教育的成功使得農民協會可以在這裏大力推廣這種高品質的教育模式。我們的學校在整個地區都被認為是最成功的學校之一。在這個學校，每個人都可以參與其中，學生們參加多種文化活動、植樹造林活動以及清理該地區塑料類以及其他類垃圾的活動。”
知識與自由基金會還向那些將要前往太子港讀大學或者讀技校的當地高中畢業生發放助學金。有些人去城市裏學習土木工程，回到家鄉後就為當地人建房子，改善當地道路狀況；有人學習會計，回到家鄉後就管理協會的賬簿；還有人接受了電子通信方麵的培訓。
自從其成員開始修建盤山公路之後，農民協會便開始從事促進經濟發展方麵的工作了。協會曾經創辦了一個生產罐裝花生醬的企業，但是產量很難滿足訂單，因為所有的碾磨工作都是依靠雙手完成的。知識與自由基金會出資為其采購了電力碾磨設備以及一個發電機。後來，農民協會在知識與自由基金會的幫助下，開始利用當地種植的水果生產果醬和蜜餞，而且這個企業一度雇用了50個當地人。
在知識與自由基金會的幫助下，農民協會獲得了一些樹苗，他們通過種植竹子和果樹來減緩水土流失，降低發生災難性的山體滑坡的概率，並增加水果和蔬菜的產量。協會不得不盡力勸說當地人保護樹木，而不是砍掉，以騰出空地用來耕作或者生產木炭到當地市場上賣。
知識與自由基金會還參與了一個項目，該項目幫助農民建造適宜居住的房屋，以取代簡陋的土屋，並允許房屋主人出租一部分房間，以此作為生態農業旅遊企業的一部分。知識與自由基金會還資助了一個將泉水引進村落及附近田野的項目。這些泉水過去隻有在種植小米的時候才會使用到。這就為村裏的女人們節約了數小時的提水時間，使農民們可以種植兩季的水果和蔬菜用來掙錢，包括西紅柿、生菜、白菜、胡椒以及木瓜。
皮埃爾?路易斯解釋說，如果想要這些項目取得成功，必須給予特殊關注。比如，協會如果要安裝花生碾磨機和發電機，就需要幾個月的時間。還必須告訴參與生態旅遊項目的農民，為什麼遊客們看到剩飯同其他垃圾一同倒進寬闊的河床時會驚訝不已。一個法國農學家花了數月的時間才說服農民放棄種植小米，轉而種植勞動密集性更高而且贏利更多的蔬菜和水果，雖然這個法國人之前騎摩托車的時候中彈受傷，而且剛剛恢複，但他還是堅持了下來。
知識與自由基金會還支持農民協會創辦營利性的、自主經營的調頻廣播站。目前，其信號覆蓋了海地10個省份中的7個，包括太子港，擁有300萬名聽眾。該電台將60%的廣播時間用來播放當地的音樂，其餘的時間用來播放關於教育、衛生、環境、農業、兒童以及新聞的節目。
知識與自由基金會還培訓記者，這些記者除了製作其他節目以外，還會製作一些向瓦魯村以外的聽眾描述農民協會從事的工作內容的節目。人們從這個國家的四麵八方紛紛湧向瓦魯村，學習農民協會的經驗。電台一位名叫貝諾伊特?巴蒂盛的職員說：“今天，如果你說你來自瓦魯村，各地的人都知道這個地方是哪兒。”
2010年1月12日16點53分，播音員和工程師正在準備他們的晚間廣播。在廣播站播音室上麵的房間裏，貝諾伊特?巴蒂盛的手機在充電，而他正斜倚著牆休息。隨後，牆體和地板開始震顫起來，“地震”，他對自己說。
他爬到桌子底下躲了起來，等第一波地震結束後，他下樓來到外麵的停車場上。平日裏，網球隊就是在這兒練習。這次地震的震中就位於瓦魯村北部數英裏的一個地方，靠近海濱小城萊奧甘。如同附近的家樂福和太子港的很多區一樣，它現在也被深埋在一片廢墟之下。
在最初的地震和餘震中，大約23萬人死亡，另有30萬人受傷，100萬人無家可歸。瓦魯村有15人死亡，其中兩個是播音站的工作人員。當時正在太子港賣菜的一些瓦魯村村民也死於地震。
瓦魯村的校舍徹底被毀掉了，教室四角的混凝土柱子都粉碎了。幸運的是，加固用的鋼筋沒有折斷，這就防止了沉重的地板和天花板坍塌下來砸向屋裏的人。
地震摧毀了生產果醬和蜜餞的廠房，還震裂了灌溉設施的水管。在一些地方，山體出現滑坡，吞噬了當地的所有居民。在播音站所在的大樓內，隻有圖書館完好無損地保留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