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人們花了4天時間檢查大樓的破壞程度，然後重新進入播音室，修補地震造成的破壞，並重新開始廣播。目前，海地共有6個電台可以發射信號，而其中一個電台就在瓦魯村。廣播站的設備轉移到了停車場（即原來的網球場），傳播震後信息的特別節目每天從早上8點持續到下午兩點。當陽光不足以驅動太陽能電池時，他們便發動小型的發電機。這個廣播團隊還關注著其他的電台，並播放他們搜集到的簡訊。
截至2010年7月份，身穿藍色和紅色校服的學前班的孩子們都是在一個車庫大小的白色賑災中心裏上課。小學的課堂是在停車場上利用木頭和鐵皮搭建起來的亭子，以及知識與自由基金會捐建的、滿是破舊書籍的圖書館。校舍還沒有倒塌。艾格勞利?伯納德是知識與自由基金會獎學金的受益者之一，學習的是土木工程，他介紹說：“拆除校舍的工作將會由當地人使用大鐵錘和手推車完成。我們正在討論建一所新的學校。”
同樣需要維修的還有供水設備。農民們已經返回到沒有水可以灌溉的地方種植小米。清理了被地震損壞的庫存並在完好的建築裏重新安裝設備之後，果醬與蜜餞廠就會在一群骨幹人員的幫助下重新開始生產。琳達?勒內是一位學習食品加工的大學畢業生，她說：“一旦煤氣爐安裝好，我們就開始生產。我們有水果。”
廣播站的播音室已經恢複了運作，播放著一些關於如何建造抗震房屋的信息。海地各地的聽眾紛紛來電，討論震後緊急住房的安全性，尤其是在一些容易遭暴風雨和大雨衝擊的地區。貝諾伊特·巴蒂盛說：“這個國家已經變得更加脆弱了，而颶風季節將要來臨。”
聖阿涅斯這個村落隨著山頂的曲折走向而建。從太子港坐上越野車，在石頭路麵上經過5個小時令人頭暈目眩的顛簸，然後沿著一條崎嶇不平的小路步行4個小時之後才可以到達這個村落。路上遍布的石頭棱角犀利，如破碎的玻璃一般，但包括小孩子在內的當地人，走這條路時一般都不穿鞋子。
這個村落的居民老得很快，年紀輕輕就去世的人很多。在這裏，伏都教的思想盛行，影響著當地人作出正確的決策，妨礙了人際關係的發展。在這裏，隻要有白種人出現，就會有一群當地人蜂擁而上討要美元。在這裏，人們認為如果一個女人被指控在市場上搞欺詐，那麼無須逮捕和審判就當眾鞭打她的做法是可以接受的。
很多聖阿涅斯人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都從當地遷居到了太子港的貧民窟，而很多人又在2010年的地震後返回了家鄉。回到家鄉之後，發現日常生活是那麼艱辛，大多數人又很快返回了被地震破壞得滿目瘡痍的首都，而且還竭力說服其他人離開聖阿涅斯，在首都的廢墟中開始新的生活。
杜瓦利埃政權在1986年垮台之前，聖阿涅斯的人從不敢聚集在一起討論當地的問題，因為鄰居們也許會聽到並報告給當局。然後，強盜一般的警察就會衝進村落，毒打他們，然後把他們帶走，而一旦被帶走，他們就再也回不來了。
即使杜瓦利埃政權垮台後，村落的居民也隻是待在自己家裏，獨立承受著生活的心酸。當地一位名叫阿林·阿裏特斯的居民說：“人與人之間都有分歧，家與家之間也是如此。”然而，在1988年8月，他卻組織了農民協會以促進聖阿涅斯和該村落周邊社區的利益。
在這個農民協會成立初期舉行的會議中，參會人數很少，而且會議還都是秘密舉行的。後來，協會的會員數量逐漸增加到了500以上。他們所做的第一件成功的事就是在當地的農貿市場上推動了一項稅的廢除。之後他們又促使當局釋放了一位被錯誤逮捕和監禁的人。知識與自由基金會一直努力尋找的就是這樣一個能夠協助其開展項目的合作夥伴。
1997年，農民協會的代表徒步前往首都太子港，向皮埃爾?路易斯展示了他們用3年時間籌集起來的錢，請求皮埃爾·路易斯幫助他們建立一個診所，並將一名當地的婦女培訓為護士，使其能夠完成針劑注射、給兒童接種疫苗、測量血壓以及其他基本的醫療服務項目。聖阿涅斯村的村民們，尤其是營養不良的兒童，受到了飲用水中的水生細菌的侵襲，掙紮在死亡的邊緣。即便是去最近的診所，也要沿著小路走上好幾個小時，而且路上布滿了鋒利的石子。
知識與自由基金會幫助農民協會獲得了建築方麵的教材、用於建造房頂的波狀鐵皮以及用來為儲存疫苗的冰箱提供電力的太陽能電池板和汽車電池。所有這些材料都是沿著陡峭的小路徒步搬運到山上的村落的。當地的村民們自製磚塊兒，借助陽光曬幹，製造並粉刷柱子和房梁，然後安裝手工製作的門，最後終於建起了一個診所。村裏的一位婦女完成了護士培訓項目。當地製造的床、桌子、椅子以及課桌都齊備了，疫苗也被放進了冰箱裏。
接下來，知識與自由基金會聘請了一位工程師，並出錢安裝了一個塑料水管，從泉水深處將水抽出來，這樣就能夠減少聖阿涅斯村民們用來飲用和做飯的水中的細菌含量。痢疾的發病率降低了，人們幾乎不必再用門板抬著病人下山接受治療了。
知識與自由基金會於2002年為聖阿涅斯村引入了循序漸進式的學前教育模式，同時引入了一個計劃，幫助村民增加可支配收入，以便他們最終能夠自行給教師、學校職工以及診所護士支付報酬。起初，學校如同診所一樣，都需要補助。教室裏有90名學齡前兒童，其中25人都是早上走了兩個小時過來的，而且回家時也得走上兩個小時。學校的6位老師、一位主任以及村診所的護士每個月的報酬相當於40美元。家長們都非常高興，他們隻需要每年為每個孩子支付幾美元的學費就可以了。
為了幫助村民賺到足夠支配的收入，使其能夠獨立維持學校和診所的運營，知識與自由基金會還為村民們開發了養豬項目。在母豬產下豬崽後，基金會將所有的豬崽平均分配給村民，因此每個人都會承擔養豬的成本並獲得銷售的收益。豬長得又大又肥。知識與自由基金會告訴農民在10月份豬價漲到頂峰的時候將大部分豬賣出以獲得利潤。距離聖阿涅斯村最近的市場吸引了來自多米尼克共和國的買主。基金會警告村民們，如果豬崽不按時賣出的話，豬的數量就會增加，到時候附近的綠葉都不夠用來喂豬的。
2006年的冬天，開放社會基金會以及知識與自由基金會先後停止對聖阿涅斯村教育項目的支持之後，米謝勒?皮埃爾?路易斯拜訪了該村。她說：“我看到他們還沒有把豬賣掉。人們抱怨豬越來越瘦了，而且豬價已經下跌了。”她問農民為什麼沒有在10月份豬肉價高時把豬賣掉，一個人回答說：“米謝勒夫人，我們隻有在遇到困難時才會賣豬。”
在海地的高地地區，人們經常會麵臨長期性的饑餓，疾病也會不期而至。人們將家畜視為饑荒與意外疾病的應對途徑。然而，如果他們將多餘的豬賣掉換成現金，村民的可支配收入將大為增加。他們不願將僅有的那些可支配收入花到學校和診所上。聖阿涅斯村的村民們認為將會有人繼續為他們支付診所和學校的運營費用，但他們想錯了。
在這個地區的其他村落，診所建成後便開始提供免費的醫療服務和藥品。聖阿涅斯村的村民寧願步行很遠去接受免費的醫療護理，也不願將他們的資金彙集起來給當地的護士支付每月40美元的報酬，也不願支付藥品和處方的費用，無論這些費用多麼低，他們都不願意支付。他們選擇從流動的藥販子手裏買藥，而藥販子都是沿著石頭小路把藥送上山來的。他們寧願把病人和傷者托付給傳統的治療者，寧願繼續把妊娠晚期的孕婦放在門板上抬下山去。
由於農民協會一直拖欠工資，村診所的護士便辭職了。盡管他們許下種種承諾，仍然沒有衛生領域的官員或者醫生願意沿著石頭小路走那麼遠來聖阿涅斯村巡視診所，因此它仍然沒有獲得官方的認可，也就沒有資格獲得政府提供的治療肺結核或者瘧疾的藥品。診所外麵的院子裏，水管的水龍頭壞了，自來水的流速減緩了，也沒有一個人願意維修。
采用循序漸進教學模式的學校在2008年關閉了，雖然農民協會曾經為了維持其運作而作出了種種努力，但仍無濟於事。教師們在放棄之前的兩年內都沒有得到工資，因為幾乎沒有人願意掏錢送孩子們接受學前教育。每個學生的年度費用翻了一番，漲到了6.25美元，而學校要具有償債能力，需要每人付30美元。盡管家長們對學前教育比較滿意，而且接受學前教育的孩子們的成績比沒有接受這種教育的孩子們要優秀，但是聖阿涅斯村大多村民仍選擇忽視學前教育，並把孩子們送到教會開辦的學校。教會學校的學費比學前教育的學校維持收支平衡所需的學費稍低一點。
截至2010年中期，聖阿涅斯村的診所已經關閉了至少一年的時間。太陽能電池板已經無法繼續為冰箱的壓縮機供電了，因為冰箱的電池已經因長期處於缺電狀態而失效。學生們的課桌和椅子在三個被廢棄的教室裏等待著學生的到來。泉水從白色的塑料水管中一點一滴地流淌著。聖阿涅斯村的村民幾乎沒有什麼工具和機遇賴以謀生，他們苦苦掙紮，隻是為了生存下去。聖阿涅斯村出現的慈善陷阱依然是我們在這樣的土地上搞慈善事業時必須要研究的一個案例。
太子港從前是一個靜謐的海濱小城。過去的200年間，原來破舊的木結構的薑餅屋、商店、倉庫以及政府建築逐漸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利用煤渣磚和水泥建成的房子，如今很多房子變得越來越破舊了。
海地曾經是法國的殖民地，後來法國大革命爆發後，法國統治者被推翻，海地人民也就獲得了解放。10年之後的1803年，拿破侖想要再次征服海地，恢複法國的統治，重新奴役40萬海地人民，以讓–雅克?德薩林將軍為首的海地軍隊奮起抵抗，最終挫敗了拿破侖軍隊的進攻。德薩林告誡海地人民不要前往太子港和他們占領的其他較大的城鎮。這些地方從來都不屬於被解放的奴隸，因為這些奴隸已經被驅趕到了貧窮落後的地方，比如今天的瓦魯村和聖阿涅斯村。獲得自由的奴隸們幾乎沒有申請土地所有權的意識，這些土地一直屬於法國的奴隸主所有。德薩林警告說法國人將回來重新收回他們的土地，所以很有必要將這些城鎮放火燒掉。在德薩林看來，這個警告十分重要，以至於他把燒掉城鎮的呼籲載入了海地第一部憲法的最後一條：“當大炮第一次襲來的時候，城市雖然消失了，但國家仍巍然屹立。”
20世紀70年代末與80年代初，饑荒迫使很多海地人紛紛遷移到太子港。該城市在1947年隻有6萬人，後來迅速膨脹，超過了100萬人，而且還在繼續增加。這股遷居大潮是在海地人民享有自由結社和批評政府的權利之前就開始了。新來者不知道如何在擁擠不堪的大城市生活。他們幾乎沒有什麼時間來為社區做點什麼。他們在今天依然沒有所有權的土地上建起了大量的貧民窟，自市中心開始一路向南延伸。人們紛紛揮起開山大刀，在山腰上開墾出可以耕作的土地，並獲取木材用來建造房屋和生產做飯用的木炭。遭遇暴雨的時候，奔騰的水流夾雜著汙泥和各種垃圾肆無忌憚地掠過大街和峽穀。
20世紀90年代，另外數十萬農村人口湧向了太子港。絕望的人們強行撬開公墓的墳墓，並將墳墓裏的物品搶奪一空，一家家人便在洗劫一空的墓室裏住下來。阿裏斯蒂德於1994年回到海地之後，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便向那些活躍在太子港的黑社會分發武器。2000年，阿裏斯蒂德贏得了汙點重重的總統選舉，開始第三次執掌總統大權，而該國的暴力活動也是不斷升級。
在動蕩不安的時期，知識與自由基金會利用機構內部可以自由支配的資金，在太子港市中心創建了一片以藝術、音樂、講座、話劇以及書籍為特色的淨土。知識與自由基金會的圖書館和文化重新推動了人們之間的討論以及思想的交流。有的藝術家和演講者來自海外，海地各地區的畫家和音樂家紛紛湧向該村。基金會還對海地擁有的優秀人才以及創造力給予讚美，目的就是提高海地人民對於祖國的自豪感。同時，基金會還努力激發社區的創造力，弱化一種普遍的認識，即海地人在奮力謀求生存的鬥爭中隻能依靠自己。隻有通過抵製這種錯誤的思想，一個真正開放的社會才能形成。
2003年10月，海地人湧向街頭抗議阿裏斯蒂德的統治。支持阿裏斯蒂德的黑社會幫派便大肆衝擊那些批評政府的廣播站，其中一些廣播站曾經得到過知識與自由基金會的支持。太子港的學生湧向街頭遊行示威，奚落總統，並要求變革。在支持阿裏斯蒂德的黑社會組織肆虐大學校園並使用鐵棍毆打校長之際，警方卻視若無睹，不理不睬。
到了2004年2月份，太子港群情激憤，幾乎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當時有傳言稱，一群前軍方成員正在通過多米尼克共和國的邊境來到海地，企圖顛覆阿裏斯蒂德的統治。2月14日，阿裏斯蒂德的警察包圍了知識與自由基金會在太子港市中心創辦的文化中心及其辦公室。海地的混亂狀態越來越嚴重，不同的幫派在太子港的貧民窟裏展開了新的槍戰，甚至蔓延到了位於山腰之間、怒視著這個城市最後一片尚未開發的熱帶雨林的貧民窟。犯罪分子肆無忌憚地綁架富人和窮人，以索取高額和小額贖金。貧民窟裏的人“搜集情報”，然後鎖定並綁架那些領取工資或者從海外的親戚那裏獲得金錢的鄰居。從太子港市中心向外延伸的道路上到處都是持槍者。
阿裏斯蒂德遭遇了要求下台的強大壓力。首都到處都有謠言瘋傳。有人說如果阿裏斯蒂德被迫離開海地，他的幫派就會燒掉這座城市，正如兩個世紀之前德薩林將軍建議其追隨者所做的那樣。美國決定不再支持阿裏斯蒂德，並強迫其離開海地。此後，暴力行為的勢頭開始緩慢地減弱。貧民窟的社會結構被徹底打破了，一個社區的居民拒絕從另一個社區經過，女人擔心被強奸，商人紛紛交保護費以求平安，綁架勒索依然在不斷上演。
正是在這種極端混亂的狀態下，知識與自由基金會著手在海地南部邊境附近的貧民窟裏，以切實的行動提高貧民窟居民的社會責任感。起初，這個項目在太子港首個公共公園，即馬迪桑自然公園開展社區接觸計劃。這個公園位於太子港最後一片尚未開發的熱帶森林上。這片土地已經成為國家財產，而政府缺少能力，幹不好這件事，就暫時將管理權移交給了知識與自由基金會的項目組。
如何通過創建公園來幫助一群互相殘殺的人樹立社會責任感呢？塞西利?馬洛特是法國心理學家以及哲學教授，曾經在海地從事受害者安撫工作，被知識與自由基金會聘來監督社區接觸計劃的運作情況。她說：“要同他們交談，並給他們提供一個彼此交談的地方。在海地，誰都不會對其他人解釋什麼，一切事情都要靠暴力解決。你接觸的這些人都是思想極端的人，所以你首先要做的，就是必須向所有的鄰居推銷公園的想法，使他們每個人都樹立起一種意識，即這個公園的所有權是他們的，使他們樹立起對公園的自豪感以及對豐饒公園的敬畏感。”
在公園的辦公室裏，馬洛特開設了一個會議室，貧民窟的居民可以組成團隊來這裏分享他們的經曆、擔憂以及期望。馬洛特的助手們在公園周圍的社區裏確定了社區領導者的可能人選，因為這些人表現出了強烈的改善生存環境的願望。他們當中，有些人是大學生，還有些人連書都不會讀；有些人是傳統的巫醫，還有些人是伏都教的男祭師和女祭師；有些人是強奸等暴力行徑的受害者，還有些人是改邪歸正的前幫派成員。有的人經營合法的地方組織，比如政治組織、環保組織、年輕人的組織、宗教類組織以及社會和文化類的組織；有的人經營的組織隻是存在於紙麵上，並沒有建立實體組織。馬洛特給他們每個人都發去了一份書麵邀請，請他們來公園的辦公室，了解公園的情況，並共同暢談如何使社區從公園獲取最大的利益。也許他們中間誰都沒有被邀請過暢談自己是誰、怎麼想的、自己的經曆和苦難、自己麵臨的挑戰以及自己對未來的展望。
同他們每個人進行探討之後，馬洛特邀請每一位可能成為當地領導者的人圍繞公園的話題進行了集體討論。馬洛特將這些集體討論稱為“討論空間”。一些社區的幫派同其他社區的幫派相爭相鬥了十餘年，他們的居民根本不願意同其他社區的人說上一句話，根本沒有可能形成情感的共鳴，而且彼此視為殺人犯、強奸犯和小偷。馬洛特是想借助集體討論的途徑，為他們建立交流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