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2008年年中以來，這些討論每周舉行兩次，連續舉行3周，每次討論從中午持續到下午3點。每個月參加討論的當地人數量都會增加。討論中不允許惡語傷人，不提供免費食物，也不提供軟飲料或果汁。
馬洛特希望這些會議以及公園本身能促進健康、安全以及公民意識等核心價值理念，因此她試圖以這些理念為原則引導這些討論。比如，她問道：什麼是身體衛生？然後參加討論的人就會深入地討論這個話題。她問道：一個人如何才能尊重環境？一個人如何尊重他人，如何感受到對於社區、鄰居以及一片土地的感情？什麼是安全？當一個社區的人害怕經過其他社區時，自由走動意味著什麼？暴力行為的後果是什麼？怎樣定義強奸？什麼是言論自由？什麼是受保護權以及什麼是尊重他人的權利？什麼是公民權利？一個公民的權利與義務是什麼？什麼是人權與尊重法律？
參加討論者談到了自己的抱負、希望以及絕望。波萊特?利貢代是一個小學的所有者，也是校長。這個學校大約有50名學生。他這樣描述在他家附近的街道上發現屍體時的感受：“我的孩子們不知道在一個有樹有花的地方會有什麼不同。”
莫裏斯?羅讚每次都是步行來參加“討論空間”。他來自公園東邊的一個社區，當地一個幫派的大佬贏得了人們的歡迎，獲得了權勢，因此他手下那些武裝人員都成了當地的保安隊員，他們阻止鄰近社區的人攻擊這個地區，並保護本地女性免遭強奸。後來，這些保安隊員就開始對有收入的居民進行搜身。莫裏斯?羅讚說：“我經常看到我的社區裏有人被殺死。上麵的幫派會下來殺人。居住在這樣的社區裏，你必須防止這種事情再次發生。警察無能為力，而且你不可能拿著石頭去鬥爭。”
莫裏斯?羅讚依靠修理汽車、當管子工以及安裝窗戶來養活妻子和兩個孩子。他說：“我不知道什麼是公園。我在電視上見過公園。社區的公園對我們意味深遠，我們必須花費很大氣力去保護公園。由於它的存在，我們感覺很特殊。我們希望馬迪桑這個地方變回它過去的樣子，這樣的話你還可以聆聽小鳥唱歌。當雇主知道這些人不是罪犯時，他們就會過來投資，這是我們的夢想。”他的夢想在幾個月後毀滅了，因為他在一個建築工地附近被人槍殺了。那個社區的人說他之所以被殺，是因為他強迫工人把傭金支付給他，而一個敵對的幫派大佬想把這些傭金據為己有。
23歲的安德魯·韋更斯在一個天主教會創辦的學校工作，而且他所隸屬的那個機構致力於解決衝突的工作，並且在夏季為年輕人組織遠足活動。這些年輕人所生活的地區沒有電，沒有抽水馬桶，沒有唾手可得的飲用水，沒有診所，也沒有學校。安德魯?韋更斯說：“我們教他們如何在城市裏生活，教他們如何處理垃圾，讓他們知道何為權利與責任，以及成為一個公民的含義。隻有在明白何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之後，一個人才能成為一個完整的公民。我們圍繞著如何處理衝突進行了研討。我們邀請因相互仇視而陷入衝突的組織參加這些研討。我們安排他們見麵，他們討論了各自社區裏正在發生的一些衝突，這種做法有助於維持和平狀態。”
“我們希望不久人們就可以參觀這個公園。一旦人們能夠參觀公園，他們將知道這個地區還有一些東西能夠促進社區的和平與對話。我們希望公園裏有一個圖書館，因為很多人渴望增長見識；我們希望我們的組織能夠讓孩子們在公園裏參加野營活動；我們打算為社區的人組織一些會議；我們希望這個公園能變成一個一應俱全的世界。”
皮埃爾–路易斯?奧維希今年30歲。他的家與公園之間的距離大約相當於一個足球場的長度。他說他父母和天主教的熏陶塑造了他的人生。他曾經學習過計算機科學和文學，後來又獲得了社會工作專業的學位。他與兩位朋友共同創辦了一個組織，有35名誌願者。他們借助戲劇這一途徑教育這個地區的孩子們不要絕望，不要酗酒，也不要吸毒。他說：“如果他們吸毒，失去了自控能力，就會有暴力傾向，會接受隨意侵害女性的行為。現在這種暴力行為逐漸減少了，我們認為這個問題終將有一天會徹底消除。然而，僅僅依靠一個公園，根本解決不了周邊社區麵臨的全部問題。導致社區不穩定的因素是罪犯得不到懲罰的免責製度以及極端的貧困。在這裏，早飯是一種奢侈品。不穩定的局勢得到緩和並不意味著沒有槍了，雖然沒有槍聲，但是槍還在那兒擺著。如果想要海地實現變革，海地人必須采取主動。這是各社區成員間第一次有機會坐下來，共同探討實現變革的途徑。”
然而，2010年1月份發生大地震之後，貧民窟居民以及公園周邊居民的生活平衡狀態發生了極大的改變。大約400名居民死於這場災難，另有多人失蹤，更多的人變得缺胳膊少腿。
公園裏所有的標誌性建築均被大地震摧毀。歐盟和法國的一個城市建設機構開發了一係列項目，以改善附近地區的麵貌，但是要重建人們的社區意識恐怕比較難。關押在太子港監獄裏的幫派成員逃出來之後重返附近的貧民窟。苦苦尋找食物的年輕人開始入室偷竊或打劫。每當大選將要舉行的時候，人們就擔心會發生政治暴亂。知識與自由基金會加緊推進其社區接觸計劃，塞西利·馬洛特的努力是否會產生持久影響，依然是個未知數。
2010年1月12日海地大地震帶來的影響不僅僅是造成了大量人員傷亡，還導致了100萬人無家可歸，破壞了大量的學校、工廠、商店、倉庫、辦公室以及宗教禮拜場所。海地的政府辦公大樓也毀於地震，該國政治精英的無能在這場地震中暴露無遺。從2010年10月到2011年1月（即大地震一周年紀念日），海地爆發了霍亂，奪走了大約3 000人的生命。憤怒的村民們後來開始了瘋狂的報複，殺死了40多名伏都教的祭師。2010年末舉行的全民大選中出現的嚴重欺詐行為，徹底打消了海地人對他們的政治領導人僅存的一絲信心，由此引發的街頭暴力事件導致太子港陷入癱瘓狀態。就在此時，海地前總統讓-克勞德·杜瓦利埃出人意料地返回了太子港，但之後又遭到逮捕，這一切絲毫沒有減少該國麵臨的不穩定因素。
開放社會基金會並沒有向海地提供任何緊急救援物資以協助其應對自然災難。但是，在2010年，喬治·索羅斯、開放社會基金會以及知識與自由基金會根據海地地震、霍亂疫情，以及促進該國經濟增長、緩解赤貧現象的長期需求，適時調整了行動方案。長期以來，海地社會一直飽受赤貧的困擾。
除了知識與自由基金會為了提高其項目的可持續性而采取了種種細節上的努力之外，索羅斯經濟發展基金會還向海地提供了大量貸款以及貸款擔保，以促進海地的經濟增長。在2010年的大地震之前，索羅斯經濟發展基金會先後從商業銀行獲得了100萬到230萬美元不等的貸款。地震災難過後，該基金會又向海地唯一一個完全投入運營的自由經濟貿易區—CODEVI提供了300萬美元的貸款。這個自由貿易區是Grupo M公司全資擁有的。Grupo M公司是一家為美國市場生產針織物和編織物的私營公司。索羅斯經濟發展基金會的副主席尼爾?德勞倫蒂斯（Neal DeLaurentis）介紹說：“《希望法案二》（Hope II Aact）為自由貿易區擴大就業的同時，還將優惠措施擴展到了紡織品領域，而這家公司位於自由貿易區的生產線將從這個法案中得到最大的實惠。”預計到2011年，服裝製造領域的投資將為海地的低收入人群帶來1 400個崗位。該基金會還提供了債券和股票的複合投資，從而使JMB公司能夠出口冰凍的芒果。JMB公司是海地最大的弗朗西斯夫人係列芒果的出口公司之一。這項投資是為了增加小農的收入，因為曾經由於不新鮮而無法出口的芒果現在可以先冰凍起來，然後再出口。
海地政府製定了太子港、萊奧甘等震災區的重建規劃方案，知識與自由基金會積極為其提供公開支持和專業支持。然而，知識與自由基金會等了又等，海地政府一直決定不了具體要怎麼做。於是，該基金會便實施了一項計劃，試圖恢複太子港彌足珍貴的曆史性建築—五彩繽紛的木結構薑餅屋。為此，基金會同這些建築的所有者組織起來，並同海地文化部一道，將這些薑餅屋納入世界文化遺產的國際觀察列表。知識與自由基金會同世界文化遺產基金會、荷蘭克勞斯王子基金會（Prince Klaus Foundation of The Netherlands）以及其他基金會一道，共同完成了對該國薑餅屋的數量評估，並為這些薑餅屋的所有者建立了一個貸款機製，協助他們重建薑餅屋。這項計劃還涉及一所技工學校，因此不用聘用外國人，當地手藝熟練的技工就可以完成修複工作，並在其他地方承擔薑餅屋的建設工作。
知識與自由基金會還努力在4個領域協調參與海地災後重建的外國高等教育機構。這4個領域是遠程教育、對大學管理提供技術支持、建立實驗室（包括計算機實驗室）、學生和教師交換培養。
開放社會基金會也投入了200多萬美元，並同世界上最有創新性的農學類大學—哥斯達黎加的地球大學進行合作，以期為海地將來能夠持續性地實現糧食自給作出重大貢獻。開放社會基金會與地球大學共同出資，為海地年輕人以及來自其他3個貧困國家（塞拉利昂、利比裏亞和莫桑比克）的學生，提供全額獎學金和所有旅行費、生活費，資助他們的留學生活。2011年初，糧食價格不斷高漲，引發阿拉伯世界的社會動蕩，10名來自海地的學生正在地球大學的一個現代化校園裏學習。這個校園的前身是在熱帶雨林中開辟出來的一個香蕉種植園。作為學習計劃的一部分，這些學生必須同貧困的農民一起為社區提供服務，準備他們的創業計劃、實習，並在國外學習。他們學習的內容包括如何通過簡單的技術、利用動物糞便製造出做飯用的燃料，如何在城市的花園裏種植新鮮的蔬菜，以及如何防止土壤的肥力耗盡。所有這些技術都能夠幫助海地解決濫砍濫伐、水土流失、耕作方法落後等給該國造成大麵積危害的問題。地球大學為400名學生（其中一半為女性）提供了導師輔導、教授與學生密切接觸、西班牙語和英語培訓以及實踐指導，包括在田間勞動。畢業生基本上都回到了自己的祖國。將近96%的畢業生被雇用或者攻讀了高等學位，所有畢業生中的10%開辦了自己的公司，還有7%供職於家族企業。
卡雷納·西奧多是一位曾經獲得地球大學獎學金的海地學生。地震中，她的妹妹在大樓倒塌時死亡。她在參觀祖母的一個小農場時對農業產生了興趣。這個農場種著甘蔗、芒果、油梨、甘薯、香蕉以及大蕉。她說：“我的祖母生活在貧窮之中，不是極端的貧困，隻是一般的貧困。”
“祖母農場的土壤肥力耗盡了。我回去後將培訓我的祖母，教她不隻是從土地中索取肥力，而且要施肥。我想她會培訓她那個村子的所有農民。動物的糞便以及混合肥料很多，足以改良土壤。但是人們都沒有利用這些東西，需要有人指導他們利用這些技術。”
“海地是我的祖國，是我深愛著的土地。我不會因為哥斯達黎加而改變想法。我的一切都在祖國。”
喬治·索羅斯
看看我們大部分資金的流向—利比亞、塞拉利昂、海地、剛果，以及最近的幾內亞，它們都經濟蕭條、運作不良以及剛剛結束內戰。也許正是我對於棘手問題的興趣，才導致我們同失敗的國家開展合作。
美國於1994年向海地派兵，試圖恢複該國的憲政，隨後，我們就為了海地人民的利益建立了一個基金會。我們尋覓到了米謝勒?皮埃爾?路易斯來領導這個基金會。她誠實、可靠，而且能夠在一個運作不良的國家實施有效的管理。我常常思考我們是不是要繼續在海地的工作，因為該國的形勢並沒有好轉。我之所以堅持了下來，就是因為有些人不辭勞苦地致力於改善該國形勢，他們冒著生命危險，有的人甚至失去了生命。我認為，隻要他們看到了一些希望，我就不能放棄他們，這就是我們為什麼繼續留在海地的真正原因。
有一段時期的確充滿了希望。米謝勒在2008年成為海地總理。美國也通過法案，向海地提供多項進入美國市場的優惠措施。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花費了大量的時間與精力來幫助海地。保羅?科利爾準備了一份很有前景的經濟發展計劃，我們願意通過索羅斯經濟發展基金會投資一些項目。所有的準備工作都做好了。然而，在2009年秋季，海地總統普雷瓦爾突然解除了米謝勒的總理職務，因為她太誠實了，拒絕認同普雷瓦爾黨派的腐敗行為。之後不久，大地震就發生了。
我第一次去海地大約是在40年前。我後來回去過一兩次，拜訪那裏的基金會，希拉裏?克林頓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前往海地的時候，我陪她一同前往。最後一次前往海地是米謝勒當選總理時，當時颶風剛剛過境，海地發生了水災。我們在直升機裏巡查時，看到了大片肥沃的土地淹沒在水下。我想，就破壞程度而言，你不可能想象出比這更加嚴重的災難了，但接著海地又遭遇了地震。如果沒有良好的治理，形勢惡化的程度簡直不可思議。雖然我承認我認為解雇米謝勒令我灰心喪氣，但是我們依然沒有放棄對海地的援助。
當我們剛剛進入利比裏亞之際，那也是一個沒有希望的國家。埃倫?約翰遜?瑟利夫曾經是我們在西非基金會的主席，後來變成了利比裏亞總統。我們知道她很有能力、很誠實，因此我們竭盡全力地協助她獲得成功。我原以為由於該國相對較小，而且又有一個有能力的領導人，應該能夠產生較大的影響，實現一些真正的變革。
結果證明我的想法是錯誤的，因為該國的一切都被毀掉了，基礎設施被毀掉了，人力資本也被毀掉了。要想在這個國家做成一件事極度困難。我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設立能力建設基金，這就使埃倫?約翰遜?瑟利夫能夠從海外引進一些高素質的人才，構成內閣的核心。我們還投入了巨額資金，用於建立教育體係。
這些投資是否會帶來實際收益依然是個問題。當前的形勢也許是不可逆轉了。從前的娃娃兵在大街上來回閑逛，盡管聯合國維和士兵在該國的時候，表麵上風平浪靜，但他們不可能永遠都駐守在那兒。如果發展不能達到從前的娃娃兵都受益的水平，那麼就可能會發生新一輪的內戰。保羅?科利爾介紹說，內戰最可靠的預測者就是曆史上的內戰。
現在，我感到了極大的緊迫性，必須盡快取得切實的進步。我們已經傾注了很多心血，才幫助埃倫·約翰遜?瑟利夫取得成功。但是我們不能夠插手該國事務，讓她再次贏得選舉，因為這樣做違反了讓民主自由發展的原則。
開放社會基金會還在塞拉利昂開展了工作。塞拉利昂的人力資本比利比裏亞維護得好些。利比裏亞的統治階層與美國有著深刻的曆史淵源。當他們被查爾斯?泰勒趕下台時，大部分都去了美國，利比裏亞國內幾乎沒有剩下多少受過教育的人。然而，在塞拉利昂，人們無路可走，因此當該國舉行民主選舉並選出一位優秀的領導人時，他們依然還在國內。他可以迅速任命內閣成員，並使國家運作起來：在我看來，這正是塞拉利昂比利比裏亞發展較快的原因所在。
我們最近還在幾內亞開展了工作。這個國家從沒有建立過民主政府。近期的選舉開始之前，發生了大屠殺事件，數百平民慘遭雇傭軍殺害。這些雇傭軍都是利比裏亞和塞拉利昂從前的娃娃兵。幾內亞的新總統是阿爾法?孔戴，是一位從法國回國的流亡者。盡管選舉存在爭議性，但他還是通過了檢驗。他決心要打破腐敗的壓製，而我打算盡一切努力幫助他取得成功。我們可以吸取過去的教訓，這次可以做得更好。幾內亞自然資源豐富，收入觀察研究所有很好的條件幫助幾內亞新政府重新議定原來通過行賄受賄議定的自然資源開采合同。幾內亞、利比裏亞和塞拉利昂是鄰國。這三個國家，加上其他的民主國家，可以將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ECOWAS）轉變為一個治理狀況良好的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