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60、70年代，呈現在我們麵前的是歐洲再一次發生的顯著的不穩定的景象，不再有統一的政治和統一的宗教觀念。然而，通過由印刷的書籍、地圖以及新的航海船激起的無邊的想象力，使人們在這種混亂、競爭的情況下，依然可以控製世界上所有的海岸。進取心的無計劃的、不連貫的爆發，取決於暫時的、甚至是偶然的超過其他人類的優勢。通過這些優勢的作用，這片新的仍然大部分荒蕪的美洲大陸上，都住滿了主要從西歐來的人們，而南非、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也作為歐洲人未來的家園被記下。
促使哥倫布到美洲，達·伽馬到印度的本來動機，是自古以來所有水手的永恒的第一動力——貿易。雖然到人口稠密、出產豐富的東方進行貿易的動機仍是主要的，並且歐洲的殖民者是商業殖民者，歐洲居民的夢想，是回到本國去消費他們賺取的錢財。而對於到美洲的歐洲人來說，生產力極為低下，他們發現了一個新的堅持下來的誘因，即尋找金礦、銀礦。西班牙統治的美洲內的礦上，尤為盛產白銀。到美洲去的歐洲人不僅有武裝的商人，還有淘金者、開礦者、自然物資勘探者，以及不久之後的農耕者。在北方，他們征收毛皮。由於開礦和種植必須定居，他們迫使人民在海外永久定居。最終，出於多種原因，如同17世紀初英國清教徒為了逃避宗教迫害而來到新英格蘭，18世紀奧格爾索普把因負債坐牢的罪犯遣送到佐治亞，18世紀末荷蘭把孤兒送到好望角一樣，許多歐洲人幹脆自己渡過海洋來尋找美好的家園。到了19世紀，尤其是輪船出現以後，歐洲人潮水般的湧入美洲和澳洲這兩個新大陸，這股移民潮持續了數十年之久，達到了一個非常大的移民比率。
就這樣，出現了永久的歐洲海外人口，歐洲文化也傳播到了比其發源國更為廣闊的土地上。這些海外新團體把一些已有的文明帶到新大陸上來，不過這種文明的發展正如它本身所體現的那樣，是既無計劃性又無預見性的；歐洲的政策製訂者並沒有預見到這一點，對他們的處理方式沒有任何思想準備。殖民地人民已經發展出對獨立的社會生活的渴望，很長時間以後，歐洲的政治家和大臣們仍把新大陸當作遠征的殖民地、國家收入的源泉、“領土”及“屬地”。並且在殖民地的人口向內陸發展，擺脫了來自海洋的任何有效的懲罰措施以後，歐洲人仍把他們看作是母國的無能的屬民。
我們必須記住，直到進入19世紀，這些海外帝國之間的聯係全靠海上的船隻。陸地上最快捷的方式仍然是騎馬，陸地上政治組織的團結及統一仍然受到馬車交通的局限性的限製。
18世紀60、70年代末期，北美洲北部的三分之二領土屬於英國。法國已經放棄了美洲。除了巴西屬於葡萄牙，一兩個小島和小片領土屬於法國、英國、丹麥和荷蘭之外，佛羅裏達、路易斯安那、加利福尼亞以及整個南美地區，都屬於西班牙。最先證明帆船不足以把海外人口維持在一種政治係統下的，是緬因及安大略湖以南的英屬殖民地。
這些英屬殖民地的來源和性質都很不相同。居民中不僅有英國人，還有法國人、瑞典人和荷蘭人；馬裏蘭的英國人信天主教，新英格蘭的英國人則是激進的新教徒。一方麵新西蘭的移民們耕種自己的土地，公開譴責奴隸製度；另一方麵，弗吉尼亞和南方的種植園主卻日益增加對黑人奴隸的使用。在各州之間沒有天然的普通的聯係，從一州到另一州去，可能意味著必須沿海岸航行，這幾乎與橫渡大西洋沒什麼區別。不同的來源和自然條件否定了聯盟的產生，但是由於在倫敦的英國政府的自私和愚蠢，他們被迫聯合起來。他們被收稅，但卻沒有關於稅收花費的任何解釋；他們的貿易被奉獻給英國的商業利益；英國政府繼續進行能夠獲得暴利的奴隸貿易，全然不顧弗吉尼亞人民的反對——雖然他們非常願意保有和使用奴隸的——他們擔心遭到日益增加的野蠻的黑色人種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