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了曆來對於文學觀念的混淆不清，中國文學史的範圍，似乎更難確定。至今日還有許多文學史的作者，將許多與文學漠不相幹的東西寫入文學史之中去，同時還將許多文學史上應該講述的東西反而撇開去不談。
最早的幾部中國文學史簡直不能說是“文學史”，隻是經、史、子、集的概論而已；而同時，他們又根據傳統的觀念——這個觀念最顯著地表現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裏——將純文學的範圍縮小到隻剩下“詩”與“散文”兩大類，而於“詩”之中，還撇開了“曲”——他們稱之為“詞餘”，甚至撇開了“詞”不談，以為這是小道；有時，甚至於散文中還撇開了非“正統”的駢文等東西不談；於是文學史中所講述的純文學，便往往隻剩下五七言詩、古樂府以及“古文”。
我們第一件事，便要先廓清了許多非文學的著作，而使之離開文學史的範圍之內，回到“經學史”、“哲學史”或學術思想史的他們自己的領土中去。同時更重要的卻是要把文學史中所應述的純文學的範圍放大，於詩歌中不僅包羅五七言古律詩，更要包羅著中世紀文學的精華——詞與散曲；於散文中，不僅包羅著古文與駢文等，也還要包羅著被罵為野狐禪等的政論文學，策士文學，與新聞文學之類；更重要的是，於詩歌、散文二大文體之外更要包羅著文學中最崇高的三大成就——戲劇、小說與“變文”（後來之彈詞、寶卷）。這幾種文體，在中國文壇的遭際，最為不幸。它們被壓伏在正統派的作品之下，久不為人所重視；甚至為人所忘記，所蔑視。直到了最近數十年來方才有人在談著。我們現在是要給它們以曆來所未有的重視與詳細的講述了！
但這種新的資料，自小說、戲劇以至寶卷、彈詞、民歌等，因為實在被遺忘得太久了的緣故，對於他們有係統地研究與講述便成了異常困難的工作。我們常常感覺到，如今在編述著中國文學史，不僅僅是在編述，卻常常是在發見。我們時時地發見了不少的已被亡失的重要的史料，例如敦煌的變文，《元刊平話五種》，《永樂大典戲文三種》之類。這種發見，其重要實在不下於古代史上的特洛伊（Troy）以及克裏底（Crete）諸古址的發掘。有時且需要變更了許多已成的結論。這種發見還正在繼續進行著，正如一個偉大的故國遺址，還正在發掘進行中一樣。這使我們編述中國文學史感覺到異常困難，因為新材料的不絕發見，便時時要影響到舊結論的變更與修改；但同時卻又使我們感覺到異常的興奮，因為時時可以得到很重要的新的資料，一個新的刺激。有時，我們自己也許還是一個執鏟去土的從事發掘工作的人。
還有一件事我們不能不注意，那便是史料的辨偽。中國文學史的曆程，實在是太長了，即就那最可靠的最早的史料而論，也有了三千年以上的來曆。對於遠古的在《詩經》與《楚辭》以前的詩歌，其靠不住的性質，是有常識的人都知道的。所傳黃帝時代的《彈歌》，以及皇娥、白帝子之歌一類，當然是不可信的；即《堯典》中所載的君臣賡和之作也都是後人的記載。大約在馮惟訥《古詩紀》的古逸一部，詩歌中可信的實在不多。但不僅遠古的著作如此，即較為近代的東西也還是有許多的爭論。《西遊記》小說向來視為元人丘長春之作，直至最近方才論定為明人吳承恩的創作。而相傳的李陵、蘇武的五言詩其真偽也是紛紜不已。
有許多的謬誤的觀念，便往往因此而構成。且舉一個有趣的例。有一部明人的選本，載了一篇向未被發見過的建安七子時代的王粲《月賦》；居然有許多人相信其為一篇真實的逸文的發見，將其補入漢、魏辭賦之林。但經了細心的批評家的研究，原來這一篇賦便是謝莊的著名的《月賦》！《月賦》的開頭假托著“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綠苔生閣，芳塵凝榭。悄焉疚懷，不怡中夜……於時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白露曖空，素月流天。沉吟齊章，殷勤陳篇。抽毫進牘，以命仲宣。仲宣跪而稱曰……”選者目未睹《文選》，便徑定為仲宣之作。類似的可笑的作偽，尚未為我們所覺察者，當更為不少。史料的謹慎的搜輯，在中國文學史的編纂中，因此便成了重要的一個問題。
“曆史”的論著為宏偉的巨業，每是集體的創作，但也常是個人的工作。以《史記》般的包羅萬有的巨著，卻也隻是出於司馬遷一人之手。希臘的曆史之父希羅多德（Herodotus）的史書，也是他個人的作品。文學史也是如此，曆來都是個人的著作。但個人著作的文學史，卻也有個區別：有的隻是總述他人已得的成績與見解而整理排比之的，這可以說是“述”，不是“作”；有一種卻是表現著作者特創的批評見解與特殊的史料的，那便是“作”，而不是“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