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雖是個人的著作，卻隻是“述而不作”的一部平庸的書，並沒有什麼特殊的見解與主張。然而在一盤散沙似的史料的堆積中，在時時不斷的發見新史料的環境裏卻有求僅止於“述而不作”而不可能者。新材料實在太多了，有一部分是需要著者第一次來整理，來講述的。這當然使著者感覺到自己工作的艱巨難任，但同時卻也未嚐沒有些新鮮的感覺與趣味。
“官書”成於眾人之手，往往不為人所重視。蕭衍的《通史》的不傳，此當為其一因；宋、金、元、明諸史之所以不及個人著作的《史》、《漢》、《三國》乃至《新唐》、《五代》諸史，此當亦為其一因。但因了近代的急驟的進步與專門化的傾向，個人專業的曆史著作，卻又回到“眾力合作”的一條路上去。這個傾向是愈趨愈鮮明的。其初是各種百科全書的分工合作化；其次便是大字典的分工合作化（例如《牛津字典》）；最後，這個“通力合作”的趨向，便侵入曆史界中來。例如一部十餘巨冊的《英國文學史》（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這種專家合作的史書，其成就實遠過於中國往昔的“官書”，但有一點卻與“官書”同病。個人的著作，論斷有時不免偏激，敘述卻是一貫的。合作之書，出於眾手，雖不至前後自相背謬，而文體的駁雜，卻不可掩。所以一般“專家合作”的史書，往往也如百科全書一樣，隻成了書架上的參考之物。而成為學者誦讀之資的史書，當然還是個人的著述。
有一個重要的原動力，催促我們的文學向前發展不止的，那便是民間文學的發展。原來民間文學這個東西，是切合於民間的生活的。隨了時代的進展，他們便也時時刻刻地在進展著。他們的形式，便也是時時刻刻在變動著，永遠不能有一個一成不變或永久固定的定型。又民眾的生活又是隨了地域的不同而不同的，所以這種文學便也隨了地域的不同而各有不同的式樣與風格。這使我們的“草野文學”成為很繁賾、很豐盛的產品。但這種產品卻並不是永久安分的“株守”一隅的。也不是永久自安於“草野”的粗鄙的本色的。他們自身常在發展，常在前進。一方麵，他們在空間方麵漸漸地擴大了，常由地方性的而變為普遍性的；一方麵他們在質的方麵，又在精深地向前進步，由“草野”的而漸漸地成為文人學士的。這便是我們的文學不至永遠被拘係於“古典”的舊堡中的一個重要原因。
此外，我們的文學也深受外來文學——特別是印度文學——的影響。這毋庸其諱言之。沒有了她們的影響，則我們的文學中，恐怕難得產生那麼偉大的諸文體，像“變文”等的了。她們使我們有了一次二次……的新的生命；發生了一次二次……的新的活動力。中國文學所接受於她們的恩賜是很深巨的，正如我們所受到的宗教上，藝術上，音樂上的影響一樣，也正如俄國文學之深受英、法、德羅曼文學的影響一樣。而在現在，我們所受到的外來文學的影響恐怕更要深，更要巨。這是天然的一個重要的誘因，外國文學的輸入，往往會成了本國文學的改革與進展。這在每一國的文學史的篇頁上都可以見到。雖然從前每一位中國文學史家不曾覺察到這事實，我們卻非於此深加注意不可。外來的影響，其重要性蓋實過於我們所自知。
原來，我們的詩人們與散文家們大部分都是在“擬古”的風氣中討生活的。然另一方麵，卻有許多不為人知的先驅者在篳路藍縷地開辟荊荒，或勇敢地接受了外來文學的影響，或毫不遲疑地采用了民間創作的新式樣。雖時時受到迫害，他們卻是不餒不悔的。這使我們的文學乃時時地在進展，時時有光榮的新巨作，新文體的產生。先驅者在前走著；於是“古典主義者”便也往往攜其所學而跟隨著，而形成了一個大時代。作者們的結習雖深，卻阻礙不了時代的自然的前進。一部分的文人學士，雖時時高喚著複古，刻意求工地模仿著古人，然時代與民眾卻即在他們的呼聲所不到之處，暗地裏產生了不少偉大的作品。到了後來，則時代與民眾又壓迫著文人學士采取這個新的文學形式。當民眾文藝初次與文人學士相接觸時，其結果便產生了一個大時代。過了一個時代，這個新的形式，又漸漸成為古董而為時代及民眾所舍棄，他們又自去別創一種新的文學形式出來。五代、宋之詞，金、元、明之曲，明、清之彈詞，近數十年來的皮黃戲，其進展都是沿了這個方式走的。
對於這些重要的進展的消息，乃是著者所深切地感到興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