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對內則暴政酷稅，使得民不聊生。平和的農民們連逃亡都不可能。憂民之士，紛出而獻匡時之策；舌辯之雄，競起而效馳驅之任。於是便來了一個散文的黃金時代。在這時，商業是很發達的；盡管爭戰不已，但商賈的往來，則似頗富於“國際性”。大商人們在政治上似也頗有操縱的能力；陽翟大賈呂不韋的設謀釋放秦太子，便是一例。秦居關中，民風最為強悍，又最不受兵禍，首先實行了土地改革，增加生產，且似能充分地得到西方的接濟，故於七國中為最強。齊、楚諸國終於逐漸地為秦所吞並。楚地的文學，在這時詩壇上最為活躍；但大詩人屈原等在其他國家裏並無重要的影響。
第三個時期的開始，便見秦已並吞了六國，始皇帝厲行新政，“書同文字，車同軌”，廢封建為郡縣，打破了貴族的地主製度（秦的廢封建，似頗受巴比倫諸大帝國的影響，又其自稱“始皇帝”，而後以“二世”、“三世”為次，似更是模擬著西方的諸帝的榜樣的）。這是極大的一個政治上的革命。自此，真正的封建組織便消滅了。但始皇帝雖為農民去了一層大壓力，而秦人的兵馬的鐵蹄，卻代之而更甚地蹂躪著新征服的諸國。因此，不久便招致了“封建餘孽”的反叛。大紛亂的結果，得天下者卻是從平民階級出身的劉邦。戰國諸世家是永遠淪落下去了。劉邦即皇帝位後，大封同姓諸侯。但文、景之後，封建製度又跟隨了七國之亂而第二次被淘汰。在這時候，北方的一個大敵匈奴，逐漸地更強大了（他們為周、趙、秦的邊患者本來已久）。唯於大政治家劉徹的領導之下，漢族卻給匈奴以一個致命傷。同時，西方諸國也和漢帝國更為接近。西方的文化和特產開始輸入不少。王莽出現於西漢之末。他要實現比始皇帝更偉大的一次大革命，經濟的革命。可惜時期未成熟，他失敗了。東漢沒有什麼重要的變動。漢帝國的威力，漸漸地墮落了。西方諸小國已不複為漢所羈縻。
這三個世紀，並沒有產生什麼偉大的名著。但屈原的影響卻開始籠罩了一切。兩司馬（遷和相如）代表了文壇的兩個方麵。遷建立了曆史的基礎；相如則以辭賦領導著許多作家。但兩漢的辭賦，不是“無病而呻”的“騷”，便是浮辭滿紙，少有真情的“賦”和“七”。他們隻知追蹤於屈、宋的“形式”之後，而遺棄其內在的真實的詩情。散文壇也沒有戰國時代的熱鬧，但較之詩壇的情況，卻已遠勝。古籍整理的結果，往古的史實漸漸成為常識。便有像王充一類的學者，以直覺的理解，去判斷議論過去的一切。五言詩漸代了四言的定式而露出頭角來。
第四個時期可以說是五言詩的獨霸時代。尚有詩人們在寫四言，但遠沒有五言的重要。在這時代，我們看見漢末的天下紛亂；我們看見魏的統一，晉的禪代；我們還看見少數民族的紛紛徙居於內地。魏、晉的這個羈縻政策的結果，造成了後來的五胡十六國之亂。在這時的初期，魏、蜀、吳的三國雖是鼎峙著，而人才則幾有完全集中於魏都的概況。蜀、吳究竟是偏安一隅。因形勢的便利，又加之以曹氏父子兄弟的好延攬文人學士們，於是從建安到黃初，便成了一個最光榮的五言詩人的時代，一洗兩漢詩壇的枯陋。辭賦在這時代也轉變了一個新的機運。雋美沉鬱的詩思複在《洛神》、《登樓》諸賦裏發見了。司馬氏繼魏而有天下。東南的陸機、陸雲也隨了孫吳的被滅而入洛。詩人們更為集中。因了兩漢儒學的反動，又佛教的開始輸入，在士大夫間發生了影響，玄談之風於以大熾。竹林七賢的風趣是往古所未有的。阮、嵇的詩也較建安諸子為更深厚超逸，引導了後來無數的詩人向同一路線走去。
在西晉的末葉，我們看見了大變亂將臨的陰影。諸王互相殘殺，文人們也往往受到最殘酷的噩運，徒然成了政爭的無謂的犧牲。從永興元年（304年）劉淵舉起了反抗的旗幟，自稱大單於的時候起，中原便陷於水深火熱的爭奪戰中。中世紀的文學就在那個大紛亂的時代，代替了古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