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古的詩歌總集：《詩經》——風、雅、頌之分的不當——《詩經》中的詩人的創作——《詩序》的附會——亂離時代的歌聲——《詩經》裏的情歌——農歌的重要——貴族的詩歌——《楚辭》時代——屈原和他的《離騷》——《九章》、《九歌》等——《大招》、《招魂》的影響——宋玉、景差等
《詩經》是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周平王東遷前後的古詩，除見於《詩經》者外，寥寥可數，且大都是斷片；又有一部分是顯然的偽作。論者以為：詩三千，孔子選其三百，為《詩經》。此語不甚可靠。不過古詩不止三百篇之數，則為無可疑的事實。
很可笑的偽歌，如《皇娥歌》及《白帝子歌》：“天清地曠浩茫茫”，“清歌流暢樂難極”之類，見於王子年《拾遺記》（《詩紀》首錄之）。將這樣近代性的七言歌，放在離今四千五百年前的時代，自然是太淺陋的作偽了。“登彼箕山兮瞻天下”的一首《箕山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擊壤歌》，也都是不必辯解的偽作。“斷竹，斷竹，飛土逐 ”的《彈歌》，《吳越春秋》隻言其為古作，《詩苑》卻派定其為黃帝作，當然是太武斷。“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的虞帝與皋陶諸臣的唱和歌，比較的可靠，然卻未必為原作。《尚書大傳》所載的《卿雲歌》、《八伯歌》也是不可信的。較可信的是秦漢以前諸書所載的逸詩。這些逸詩，《玉海》曾收集了一部分。後來郝懿行又輯增之，為《詩經拾遺》一書。但存者不及百篇，且多零語，其中尚有一部分，是古代的諺語。所以我們研究古代的詩篇，除了《詩經》這一部僅存的選集之外，竟沒有第二部完整可靠的資料。
《詩經》的影響，在孔子孟子的時代便已極大了。希臘的詩人及哲學家，每稱舉荷馬之詩，以作論證；基督教徒則舉《舊約》、《新約》二大聖經，以為一己立身行事的準則；我們古代的政治家及文人哲士，則其所引為辯論諷諫的根據，或宣傳討論的證助者，往往為《詩經》的片言隻語。此可見當時的《詩經》已具有莫大的威權。這可見《詩經》中的詩，在當時流傳的如何廣！
《詩經》在秦漢以後，因其地位的抬高，反而失了她的原來的巨大威權。這乃是時代的自然淘汰所結果，非人力所能勉強的。但就文學史上而論，漢以來的作家，實際上受《詩經》的風格感化的卻也不少。韋孟的《諷諫詩》、《在鄒詩》，東方朔的《誡子詩》，韋玄成的《自劾詩》、《戒子孫詩》，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傅毅的《迪誌詩》，仲長統的《述誌詩》，曹植的《元會》、《責躬》，乃至陶潛的《停雲》、《時運》、《榮木》，無不顯然地受有這個感化。
然而，在同時，《詩經》卻遇到了不可避免的厄運：一方麵她的地位被抬高了，另一方麵她的真價與真相卻為漢儒的曲解胡說所蒙蔽了。這正如絕妙的《所羅門歌》一樣，她因為不幸而被抬舉為《聖經》，而她的真價與真相，便不為人所知者好幾千年！
《詩經》中所最引人迷誤的是風、雅、頌的三個大分別。孔穎達說：“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毛詩正義》）關於賦比興，我們在這裏不必多說，這乃是修辭學的範圍。至於風、雅、頌三者，則曆來以全部《詩經》的詩，屬於其範圍之內。三百篇之中，屬於“風”之一體者，有二南、王、豳、鄭、衛等十五國風，共計一百六十篇；屬於“雅”者，有《大雅》、《小雅》，共計一百零五篇；屬於“頌”者有《周頌》、《魯頌》、《商頌》，共計四十篇。《詩大敘》說：“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是以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廢興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朱熹說：“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裏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
……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辭，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詩經集注序》）《詩大敘》之說，完全是不可通的。漢人說經，往往以若可解若不可解之文句，闡說模糊影響之意思，《詩大敘》這幾句話便是一個例。我們勉強地用明白的話替他疏釋一下，便是：風是屬於個人的，雅是有關王政的，頌是“以其成功告於神明”的。朱熹之意亦不出於此，而較為明白。他隻將風、雅、頌分為兩類；以風為一類，說他們是“裏巷歌謠之作”，以雅、頌為一類，說他們是“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實這些見解都是不對的。當初的分別風、雅、頌三大部的原意，已不為後人所知；而今本的《詩經》的次列又為後人所竄亂，更不能與原來之意旨相契合。蓋以今本的《詩經》而論，則風、雅、頌三者之分，任用如何的巧說，皆不能將其抵牾不合之處，彌縫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