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定我們依了朱熹之說，將“風”作為裏巷歌謠，將“雅”、“頌”作為“朝廷郊廟樂歌”，則《小雅》中的《白華》：“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與《衛風）中的《伯兮》：“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同是摯切之至的懷人之作，何以後一首便是“裏巷歌謠”，前一首便是“廟堂郊祠樂歌”？又“風”、“雅”之中，更有許多同類之詩，足以證明“風”與“雅”原非截然相異的二類。至於“頌”，則其性質也不十分明白。《商頌》的五篇，完全是祭祀樂歌；《周頌》的內容便已十分複雜，其中有一大部分，是祭祀樂歌，一小部分卻與“雅”中的多數詩篇，未必有多大分別（如《小毖》）。《魯頌》則隻有《宮》可算是祭祀樂歌，其他《泮水》諸篇皆非是。又《大雅》中也有祭祀樂歌，如《雲漢》之類是。更有後人主張：詩都是可歌的；其所謂“風”、“雅”、“頌”完全是音樂上的分別。鄭樵說：“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八音六律為之羽翼耳。
仲尼編詩，為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通誌·樂略》）又說：“仲尼……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間，陳《周》、《魯》、《商》三頌所以侑祭也。……”梁任公便依此說，主張《詩經》應分為四體，即南、風、雅、頌。“南”即十五國風中之“二南”，與“雅”皆樂府歌辭，“風”是民謠，“頌”是劇本或跳舞樂。這也是頗為牽強附會的。古代的音樂早已亡失，如何能以後人的模糊影響之追解而為之分解得清楚呢？鄭樵之說，仍不外風土之音（民間歌謠），朝廷之音，及侑祭之樂的三個大分別。至於“四詩：南、風、雅、頌”之說，則尤為牽強。“南”之中有許多明明不是樂歌，如《卷耳》、《行露》、《柏舟》諸作，如何可以說他們是合奏樂呢？我們似不必拘泥於已竄亂了的次第而勉強去加以解釋，附會，甚至誤解。《詩經》的內容是十分複雜的；風、雅、頌之分，是決不能包括其全體的；何況這些分別又是充滿了矛盾呢。我們且放開了舊說，而在現存的三百零五篇古詩的自身，找出他們的真實的性質與本相來！
據我個人的意見，《詩經》的內容，可歸納為三類：一、詩人的創作，像《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崧高》、《烝民》等。二、民間歌謠，又可分為：（一）戀歌，像《靜女》、《中穀有蓷》、《將仲子》等；（二）結婚歌，像《關雎》、《桃夭》、《鵲巢》等；（三）悼歌及頌賀歌，像《蓼莪》、《麟之趾》、《螽斯》等；（四）農歌，像《七月》、《甫田》、《大田》、《行葦》、《既醉》等。三、貴族樂歌，又可分為：（一）宗廟樂歌，像《下武》、《文王》等；（二）頌神樂歌或禱歌，像《思文》、《雲漢》、《訪落》等；（三）宴會歌，像《庭燎》、《鹿鳴》、《伐木》等；（四）田獵歌，像《車攻》、《吉日》等；（五）戰事歌，像《常武》等。
詩人的創作，在《詩經》是很顯然的可以看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