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詩序》，“有主名”的創作有：（一）《綠衣》，衛莊薑作（《邶風》）；（二）《燕燕》，衛莊薑作（《邶風》）；（三）《日月》，衛莊薑作（《邶風》）；（四）《終風》，衛莊薑作（《邶風》）；（五）《式微》，黎侯之臣作（《邶風》；（六）《旄丘》，黎侯之臣作（《邶風》）；（七）《泉水》，衛女作（《邶風》；（八）《柏舟》，共薑作（《鄘風》）；（九）《載馳》，許穆夫人作（《鄘風》）；（十）《竹竿》，衛女作（《衛風》）；（十一）《河廣》，宋襄公母作（《衛風》）；（十二）《渭陽》，秦康公作（《秦風》）；（十三）《七月》，周公作（《豳風》）；（十四）《鴟鴞》，周公作（《豳風》）；（十五）《節南山》，周家父作（《小雅》）；（十六）《何人斯》，蘇公作（《小雅》）；（十七）《弁》，“諸公”作（《小雅》）；（十八）《賓之初筵》，衛武公作（《小雅》）；（十九）《公劉》，召康公作（《大雅》）；（二十）《泂酌》，召康公作（《大雅》）；（二十一）《卷阿》，召康公作（《大雅》）；（二十二）《民勞》，召穆公作（《大雅》）；（二十三）《板》，凡伯作（《大雅》）；（二十四）《蕩》，召穆公作（《大雅》）；（二十五）《抑》，衛武公作（《大雅》）；（二十六）《桑柔》，芮伯作（《大雅》）；（二十七）《雲漢》，仍叔作（《大雅》）；（二十八）《崧高》，尹吉甫作（《大雅》）；（二十九）《烝民》，尹吉甫作（《大雅》）；（三十）《韓奕》，尹吉甫作（《大雅》）；（三十一）《江漢》，尹吉甫作（《大雅》）；（三十二）《常武》，召穆公作（《大雅》）；（三十三）《瞻卬》，凡伯作（《大雅》）；（三十四）《召文旻》，凡伯作（《大雅》）；（三十五）《》，史克作（《魯頌》）。此外尚有許多篇，《詩序》以為是“國人”作，“大夫”作，“士大夫”作，“君子”作的。但《詩序》本來是充滿了臆度與誤解的，極為靠不住。譬如，我們就上麵三十幾篇而講，《燕燕》一詩，《詩序》以為是“衛莊薑送歸妾也。”那麼一首感情深摯的送別詩：“瞻望弗及，涕泣如雨”，“瞻望弗及，佇立以泣”；這豈像是一位君夫人送“歸妾”之詞？至於其他，《詩序》以為“刺幽王”、“刺忽”、“刺朝”、“刺文公”的無名詩人所作，則更多誤會。像《信南山》：“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於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不明明是一首村社祭神的樂歌嗎？《詩序》卻以為是“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這是哪裏說起的誤會呢？大約《詩序》將民歌附會為詩人創作者十之六，將無名之作附會為某人所作亦十之五六。據《詩序》，周公是《詩經》中的第一個大詩人。周公多才多藝，確是周室初年的一個偉大的作家。《尚書》中的《大誥》、《多士》、《無逸》等篇，皆為他所作。《詩經》中傳為周公所作者為《七月》及《鴟鴞》二篇。《史記》：“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鴟鴞》。”此詩音節迫促，語意摯切而淒苦，似是出於苦思極慮，憂讒畏譏的老成人所作。但這人是否即為周公，卻很難說。而《七月》便決不會是周公所做的了；這完全是一首農歌，蘊著極沉摯的情緒，與刻骨銘心的悲怨，“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一之日於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這樣的近於詛咒的農民的呼籲，如何會是周公之作呢？《詩序》傳為召康公所作之詩有三篇，皆在《大雅》，一為《公劉》，一為《泂酌》，一為《卷阿》。《公劉》為歌詠周先祖公劉的故事詩。或有召康公所作的可能。《泂酌》為一種公宴時的樂歌，《卷阿》亦為歡迎賓客的宴會樂歌，如何會是“召康公戒成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