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稱為尹吉甫作的詩篇凡四：《崧高》、《烝民》、《韓奕》及《江漢》。尹吉甫為周宣王年代的人（前827—前782年）。宣王武功甚盛，吉甫與有力焉。在《詩經》的詩人中，吉甫是最可信的一個。他在《崧高》的末章說：“吉甫作誦……以贈申伯。”在《烝民》上說：“吉甫作誦……以慰其心。”這幾篇詩都是歌頌大臣的“廊廟之詩”，（《崧高》是贈給申伯的；《烝民》是贈給仲山甫的；《韓奕）是贈給韓侯的；《江漢》是贈給召虎的。）富於雍容爾雅之氣概，卻沒有什麼深厚的情緒。召穆公與尹吉甫是同時的人。他的詩，據《詩序》有三篇見錄於《詩經》：《民勞》、《蕩》與《常武》。《詩序》說，《民勞》與《蕩》是刺厲王的，《常武》是美宣王的。但《民勞》是從士大夫的憂憤與傷心中寫出的文字，《蕩》似為歌述文王告殷的一段故事詩，模擬文王的語氣是又嚴正，又懇切。或為史臣所追記，或為史詩作者的一篇歌詠文王的故事詩中的一段，現在已不可知。但決不是“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則為極明白的事。《常武》敘述宣王征伐徐夷的故事，這是一篇戰爭敘事詩中的傑作，也是《詩經》敘事詩中的傑作：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
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
鋪敦淮，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
如川之流，綿綿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凡伯相傳與召穆公及尹吉甫同時，或較他們略前；作《板》。更有一凡伯，相傳為幽王時人，作《瞻卬》及《召旻》二詩。前凡伯為厲王（前878—前842年）卿士。他是周公之後。後凡伯為幽王時代（前781—前771年）的人。《板》與《瞻卬》及《召旻》，所表示的雖同是一個情思，且俱喜用格言，但一則諷諫，一則悲憤。兩個凡伯當都是有心的老成人，見世亂，欲匡救之而不能，便皆將其憂亂之心，悲憤之情，一發之於詩。因此與召穆公及尹吉甫的作風便完全不同：“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板》）活畫出一位老成人在舉世的嬉笑謔浪之中而憂思慮亂的心境來！《瞻卬》與《召旻》便不同了；《板》是警告，《瞻卬》與《召旻》則直破口痛罵了：“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瞻卬》）正是周室東遷時代，“日蹙國百裏”的一種哀音苦語，真切地反映出當時的昏亂來。
衛武公為幽王時人，所作《賓之初筵》，《詩序》以為“衛武公刺時也”。但此詩係詠宴飲之事，決沒有刺什麼人之意，所以《詩序》所說的“衛武公”作，也許未免要加上一個疑問號。我們在社飲的詩中，找不到一首寫得那麼有層次，有條理的。作者從鳴鍾鼓，競射，“烝衎烈祖”，“各奏爾能”，以至或醉，或未醉的樣子，而以“既醉而出”，及“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的諍諫作結。其中有幾段真是寫得生動異常。又有《抑》，為格言詩的一類，教訓的氣味很重。《詩序》也說是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但《詩序》作者所說的時代卻是完全不對的。武公在幽王時，入仕於朝，初本為侯。後幽王被犬戎所殺，武公引兵入衛。及平王立，乃進武公為“公”。所以他決不會去“刺厲王”的。他的心是很苦的，當他寫《抑》時。或者《抑》乃是他在幽王時所作，故有：“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諸語。像這種的情調，頗為後人所模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