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頗有人懷疑屈原的存在，以為他也許和希臘的荷馬，印度的瓦爾米基一樣，乃是一個箭垛式的烏有先生。荷馬、瓦爾米基之果為烏有先生與否，現在仍未論定——也許永久不能論定——但我們的大詩人屈原，卻與他們截然不同。荷馬的《伊利亞特》、《奧德賽》，瓦爾米基的《羅摩衍那》，乃是民間傳說與神話的集合體，或民間傳唱已久的小史詩，小歌謠的集合體。所以那些大史詩的本身，應該可以說他們是“零片集合”而成的。荷馬、瓦爾米基那樣的作家，即使有之，我們也隻可以說他們是“零片集合者”。屈原這個人，和屈原的這些作品，則完全與他們不同。他的作品像《離騷》、《九章》之類，完全是抒寫他自己的幽憤的，完全是訴說他自己的愁苦的，完全是個人的抒情哀語，而不是什麼英雄時代的記載。他們是反映著屈原的明了可靠的生平的，他們是帶著極濃厚的屈原個性在內的。他們乃是無可懷疑的一個大詩人的創作。
《漢書·藝文誌》裏有《屈原賦》二十五篇。王逸《章句》本的《楚辭》與朱熹《集注》本的《楚辭》，所錄屈原著作皆為七篇。七篇中，《九歌》有十一篇，《九章》有九篇，合計之，正為二十五篇，與《漢誌》合。但王逸《章句》本，對於《大招》一篇，卻又題著“屈原作，或曰景差作”。則屈原賦共有二十六篇。或以為《九歌》實隻十篇，因《禮魂》一篇乃是十篇之總結。故加入《大招》，仍合於二十五篇之數。或則去《大招》而加《招魂》，仍為二十五篇。或則以《九歌》，作九篇，仍加《大招》、《招魂》二篇，合為二十五篇。但無論如何，這二十五篇，決不會全是屈原所作的。其中有一部分是很可懷疑的。《遠遊》中有“羨韓眾之得一”語。韓眾是秦始皇時的方士，此已足證明《遠遊》之決非屈原所作的了。《卜居》、《漁父》二篇，更非屈原的作品。兩篇的開始，俱說“屈原既放”，顯然是第三人的記載。王逸也說：“楚人思念屈原，因敘其辭以相傳焉。”此外《九歌》、《天問》等篇，也都各有可疑之處。我們所公認的屈原的作品，與他的生活有密切的關係者，僅《離騷》一篇及《九章》九篇而已。
《離騷》為古代最重要的詩篇之一，也是屈原所創作的最偉大的作品。“離騷”二字的解釋，司馬遷以為“猶離憂也”。班固以為“離，猶遭也；騷，憂也”。《離騷》全文，共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六十一字。作者的技能在那裏已是發展到極點。她是秀美婉約的，她是若明若昧的。她是一幅絕美的錦幛，交織著無數絕美的絲縷；自曆史上，神話上的人物，自然界的現象，以至草木禽獸，無不被捉入詩中，合組成一篇大創作。
屈原想象力是極為豐富的。《離騷》雖未必有整飭的條理，雖未必有明晰的層次，卻是一句一辭，都如大珠小珠落玉盤，各自圓瑩可喜，又如春園中的群花，似若散漫而實各在向春光鬥妍。自“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起，始而敘述他的身世性格，繼而說他自己在“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之時，不得不出來匡正。“豈餘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不料當事者並不察他的中情，“反信讒而齌怒”。他“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在這時，“眾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獨有他的心卻另有一番情懷。他所怕的是“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他的心境是那樣的純潔：“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然“眾女嫉餘之蛾眉兮，謠諑謂餘以善淫。”因而慨然地說道：“鷙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誌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在這時，他已有死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