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既久不得歸，於是又作《懷沙》、《悲回風》二賦，以抒其愁憤，且決誌要以自殺了結他的貞固的一生。在這時，他已經完全失望，已經完全看不出有什麼光明前途了。國事日非，黨人盤踞，“變白以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皇在笯兮，雞鶩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當然不會有人知他。《懷沙》之作，在於“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之時。他在那裏，已決死誌，反而淡淡地安詳說道：“民生稟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誌，餘何畏懼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在《悲回風》裏，他極敘自己的悲愁：“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而極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他倒願意“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至於《惜往日》，或以為“此作詞旨鄙淺，不似屈子之詞，疑後人偽托也”。我們見他一開頭便說：“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似為直抄《史記》的《屈原列傳》而以韻文改寫之的，屈原的作品，決不至如此的淺顯。偽作之說，當可信。
《九歌》、《天問》也頗有人說其皆非屈原所出。朱熹說：
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覡作樂歌舞以娛神。蠻荊陋俗，詞既鄙俚，而其陰陽人鬼之間，又或不能無褻慢淫荒之雜。原既被逐，見而感之。故頗為更定其詞，去其泰甚。
是則朱熹也說《九歌》本為舊文，屈原不過“更定其詞，去其泰甚”而已。這個解釋是很對的。我們與其將《九歌》的著作權完全讓給屈原或楚地的民眾，不如將這個巨作的“改寫”權交給屈原。我們看《九歌》中那麼許多娟好的詞語：“桂棹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湘君》）。“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湘夫人》）。“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餘兮目成”（《少司命》）。“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既含睇兮又宜笑”（《山鬼》）。我們很不能相信民間的祭神歌竟會產生這樣的好句。有許多民間的歌曲在沒有與文士階級接觸之前，都是十分的粗豪鄙陋的。偶有一部分精瑩的至情語，也被拙笨的辭筆所礙而不能暢達。這乃是文人學士的擬作或改作，給他們以一種新的生命，新的色彩。《九歌》之成為文藝上的巨作，其曆程當不外於此。
《九歌》有十一篇。或以《禮魂》為“送神之曲”，為前十篇所適用。或則更以最後的三篇：《山鬼》、《國殤》、《禮魂》，合為一篇以合於“九”之數，然《山鬼》、《國殤》諸篇，決沒有合為一篇的可能。但《九歌》實隻有九篇。除《禮魂》外，《東皇太一》實為“迎神之曲”，也不該計入篇數之內。
《九歌》的九篇（除了兩篇迎神、送神曲之外），相傳以為都是禮神之曲。但像“思公子兮未敢言”（《湘夫人》），“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少司命》），“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河伯》），“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山鬼》）諸情語，又豈像是對神道說的。或以為《聖經》中的《所羅門歌》不是對神唱的歌曲，而同時又是絕好戀歌嗎？不知《所羅門歌》正是當時的戀歌，後人之取來作為聖歌，乃正是他們的附會。朱熹也知《九歌》中多情語，頗不易解得通，所以便說：“其言雖若不能無嫌於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我的意見是，《九歌》的內容是極為複雜的，至少可成為兩部分：一部分是楚地的民間戀歌，如《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六篇；一部分是民間祭神祭鬼的歌，如《雲中君》、《國殤》、《東君》、《東皇太一》及《禮魂》。
《天問》是一篇無條理的問語。在作風上，在遣詞用語上，全不像是屈原作的。朱熹說：“屈原放逐，彷徨山澤，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譎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向而問之，以渫憤懣。楚人哀而惜之，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雲爾。”既是楚人所“論述”，可見未必出於屈原的手筆。且細讀《天問》全文，平衍率直，與屈原的《離騷》、《九章》諸作的風格完全不同。我們不能相信的是，以寫《離騷》、《九章》的作者，乃更會寫出“簡狄在台，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那麼一個樣子的句法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