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以為《天問》是古代用以考問學生的試題。這話頗有人加以非笑，以為在古代時，究竟要考問什麼學生而用到這些試題。我們以為以《天問》為試題，或未免過於武斷；但《天問》之非一篇有意寫成的文藝作品，則是無可懷疑的。她在古時，或者是一種作者所用的曆史、神話、傳說的備忘錄也難說。或者竟是如希臘赫西奧德（Hesiodos）所作的《神譜》，或阿波洛道魯斯（Apollodorus）的《圖書紀》。體裁乃是問答體的，本附有答案在後。後人因為答題過於詳細，且他書皆已有詳述，故刪去之，僅存其問題，以便讀者的記誦。這個猜測或有幾分可能性吧。
《大招》或以為屈原作，或以為景差作。王逸以為：“疑不能明。”朱熹則直以為景差作。《招魂》向以為宋玉作，並無異辭。至王夫之、林雲銘他們，始指為屈原作。此二篇內容極為相同。假定一篇是屈原“作”的話，則第二篇決不會更是他“作”的。但這兩篇原都是民間的作品。朱熹在《招魂》題下，釋曰：“古者，人死，則使人以其上服，升屋履危，北麵而號曰‘皋某複’。遂以其衣三招之，乃下，以覆屍。此禮所謂複。而說者以為招魂複魂。又以為盡愛之道，而有禱祠之心者，蓋猶冀其複生也。如是而不生，則不生矣。於是乃行死事。此製禮者之意也。而荊楚之俗乃或以是施之生人。”此種見解，較之王逸的“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自然高明得多。《大招》之作用，也是同一意思。所以這兩篇“招魂”的文章，無論是屈原，是宋玉，是景差所“作”，其與作者的關係都是很不密切的，他們隻是居改作或潤飾之勞而已。
這兩篇作品的影響，在後來頗不小。屈原的作品，如《離騷》，如《九章》，宋玉的作品，如《九辯》，都是浩浩莽莽的直抒胸臆之所欲言。他們隻有抒寫，並不鋪敘。隻是抒情，並不誇張。隻是一氣直下，並不重疊地用意描狀。至於有意於誇張的鋪敘種種的東西，以張大他們的描狀的效力者，在《楚辭》中卻隻有《大招》、《招魂》這兩篇。例如，他們說美人，便道：“朱唇皓齒，嫭以姱隻；比德好閑，習以都隻；豐肉微骨，調以娛隻，魂乎歸徠，安以舒隻；嫮目宜笑，蛾眉曼隻；容則秀雅，稚朱顏隻；魂乎歸徠；靜以安隻。
”（《大招》）他們說宮室，便道：“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台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冬有穾廈，夏室寒些。川穀徑複，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泛崇蘭些。經堂入奧，朱塵筵些。”（《招魂》）說飲食，說歌舞，也都是用這種方法。又他們對於招來靈魂，既曆舉四方上下的可怕不可居住，又盛誇歸來的可以享受種種的快樂。這種對稱的敘述，重疊的有秩序的描狀，後來的賦家差不多沒有一篇不是這樣的。《三都賦》是如此，《七發》是如此，《簫賦》也是如此。“賦者，鋪也”一語，恰恰足以解釋這一類的賦。《大招》、《招魂》的重疊鋪敘，原是不得不如此的宗教的儀式。卻不料反開了後來的那麼大的一個流派。
在《楚辭》裏，可指名的作家，屈原以外，便是宋玉了。《史記》在《屈原列傳》之末，提起這樣的一句話：“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司馬遷並沒有說起宋玉的生平。在《漢書·藝文誌》裏，於“宋玉賦十六篇”之下，也隻注著“楚人，與唐勒並時，在屈原後也”。《韓詩外傳》（卷七）及《新序》（雜事第一及第五）裏，說起：宋玉是屈原以後的一位詩人，事楚襄王（《韓詩外傳》作懷王）為小臣，並不得誌。他在朝廷的地位，大約是與漢武帝時的司馬相如、枚皋、東方朔諸人相類。與他同列者有唐勒、景差諸人，皆能賦。他的一生，大約是這樣的很平穩的為文學侍從之臣下去。他的死年，大約在楚亡以前。他與屈原的關係，以上幾部書都不曾說起過。隻有王逸在他的《楚辭章句》上說：“宋玉者，屈原弟子也。”（《九辯·序》）這話沒有根據。大約宋玉受屈原的影響則有之，為實際上的師弟則未必然。他在當時頗有一部分的勢力，他的鋒利的談片，或為時人所豔稱，所以他有許多逸事流傳於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