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著作，《漢書·藝文誌》說有十六篇，今所有者則為十四篇。在其中，唯《九辯》一篇，公認為宋玉所作，並無異議。這一部大作，也實在是足以代表宋玉的文藝上的成功。她是以九篇詩歌組成的。那九篇的情調，也有相同的，也有不相同的，大約決不會是同時之作。《九辯》之名，或為當時作者隨手所自題（《九辯》原為古詩名），或為後人所追題。在《九辯》裏的宋玉，其情調與屈原卻大有不同。他也傷時，然而他隻說道“悼餘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俇攘”而止；他也怨君之不見察，然而他也隻說道“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而止；他也罵世，然而他隻說道“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矩而改鑿。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而止。他是蘊蓄的，他是“溫柔敦厚”的。
《九辯》裏寫秋景的幾篇是最著名的：“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栗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淒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誌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簡直要一口氣讀到底，舍不得在中途放下。
宋玉的其他諸作，除《招魂》外，自《風賦》以下，便都有些靠不住。一則他們的文體是疏率的，與《九辯》之致密不同。再則，他們的情調是淺露無餘的，與《九辯》之含蓄有情致的不同。三則他們的結構是直截的，與《九辯》之纏綿宛曲者又不同。且像那樣的記事的對話體的賦，一開頭便說：“楚襄王遊於蘭台之宮，宋玉、景差侍”（《風賦》）；便說：“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台”（《高唐賦》）；便說：“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神女賦》），顯然不會是出於宋玉本人之手的。
且《高唐賦》中簡直的寫上了“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台”，這還不是後人的追記嗎？《笛賦》中還有“宋意將送荊卿於易水之上，得其雌焉”之語。宋玉會引用到荊卿的故事嗎？又《登徒子好色賦》與《諷賦》皆敘的是一件事；結構與情調完全是相仿佛的。《高唐賦》、《神女賦》與《高唐對》三篇也敘的是同一的事件。假定他們全是宋玉寫的，他又何必寫此同樣的若幹篇呢？而第一次見於《古文苑》的《笛賦》、《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釣賦》、《舞賦》，其來曆更是不可問的。劉向見聞至廣，王逸也博采《楚辭》的作品。假定當時宋玉有這許多作品流傳著，他們還不會收入《楚辭》之中嗎？
此外，楚人之善辭者，尚有唐勒、景差二人。《漢書·藝文誌》著錄唐勒賦四篇，無景差的作品。《史記》卻提到過景差。王逸說：“《大招》，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朱熹則斷《大招》為景差之作。但這二人都不甚重要。景是楚之同姓，景差大約與宋玉同時。唐勒也是與他們同時，也事楚襄王為大夫，且嚐與宋玉爭寵而妒害他。勒的作品，絕不可見。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裏隻有他的《奏土論》的殘文數語。
參考書目
一、《毛詩正義》四十卷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有《十三經注疏》本。
二、《詩集傳》八卷 宋朱熹撰，坊刻本極多。
三、《詩經通論》十八卷 清姚際恒撰，有道光丁酉刊本。
四、《讀詩偶識》四卷 清崔述撰，有《畿輔叢書》本，有日本刊《東壁遺書》本。
五、《詩經原始》十八卷 清方玉潤撰，有《鴻濛室叢書》本，有石印本。
六、《詩三家義集疏》二十八卷 王先謙撰，有乙卯年虛受堂原刊本。
七、《詩經的厄運與幸運》 顧頡剛撰，載於《小說月報》第十四卷第三號至第五號，又有《小說月報叢刊》本。
八、《讀毛詩序》 鄭振鐸撰，載於《小說月報》第十四卷第一號。
九、《關於詩經研究的重要書籍介紹》 鄭振鐸撰，載於《小說月報》第十四卷第三號。
十、《楚辭》 王逸章句，洪興祖補注。有汲古閣刊本，有金陵書局刊本。
十一、《楚辭集注》 朱熹撰，有《古逸叢書》本，有坊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