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皇帝劉徹——他的偉大的時代——漢賦內容的空虛——詩人的落寞——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皋、嚴助等——王襄、張子喬——揚雄——後漢的辭賦作家們——班固、崔駰等——張衡——蔡邕
從漢武帝以後到建安時代之前，我們稱之為辭賦時代。漢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人，在文學上，他也是一位雄才大略的人。自文、景以來，漢民族經過了幾十年的休養生息，經濟的能力已足以使他們向外發展了，政治又已上了軌道。幸運兒的漢武帝恰恰生在此時，便反守為攻，使喚著許多名將向北方進兵。把千年來的強敵匈奴，攻打得痛深創巨，再不敢正眼南窺。這是秦始皇所未竟的功，也是漢高、文、景所不敢想望的事業。同樣的政治與經濟的安定與發達，使文學也跟著繁盛起來。
這個大時代，就文學而言，有兩個大傾向。一個傾向是宏麗的體製，縵誕的敘述，過度的描狀，誇張的鋪寫。這一方麵的代表人是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皋。別一個傾向是規模偉大的著作，吞括前代一切知識、成績，而給他們以有係統有組織的敘狀。這一方麵的代表人是司馬遷與劉安。這是必然的一種結果。生活上多了餘裕的富力與時間，便自然地會傾向於精細的雕飾的文采一方麵去。同時碰上了這樣的一個大時代，也自然而然地會有將前代的種種事物告一個總結的雄心。
漢賦是體製宏偉的，是光彩輝煌的，但內容卻是相當空虛的。我們遠遠地看見了一片霞彩，一道金光，卻把握不到什麼。他們沒有什麼深摯的性靈，也沒有什麼真實的詩的雋美；他們隻是一具五彩斑斕的中空的畫漆的立櫃。他們不是什麼偉大的創作；他們的作者們也不是什麼偉大的詩人們。從賈誼、枚乘以來，漢代辭賦家便緊跟著屈原、宋玉們走去。但獲得的不是屈、宋的真實的詩思，卻是他們的糟粕。我們可以說，兩漢的時代，乃是一個詩思消歇，詩人寥寞的時代。
漢賦作者們，對於屈、宋是亦步亦趨的；故無病的呻吟便成了騷壇的常態。又沿了《大招》、《招魂》和荀卿賦的格局而專以“鋪敘”為業。所謂“賦”者，遂成了遍搜奇字，窮稽典實的代名詞。這是很有趣味的。幾位重要的辭賦作家，同時便往往也是一位字典學者；像司馬相如曾作《凡將篇》，揚雄嚐著《方言》。
漢賦雖未必是真實偉大的東西，卻曾經消耗了這三百年的天才們的智力。他們至少是給予我們以若幹宏麗精奇的著作。劉徹（漢武帝）他自己是一位很好的詩人。在這個時代而有了像劉徹這樣的一位真實的大詩人，實不僅是“慰情聊勝無”的事。他為當時許多無真實詩才的詩人的東道主，而他自己卻是一位有真實的詩才者。他一即位，便以蒲車安輪去征聘枚乘，不幸乘道死。他讀了司馬相如的賦，自恨生不同時，而不意相如卻竟是他的同時代的人。《漢書·藝文誌》載其有自造賦二篇。今所傳之《李夫人歌》：“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及《秋風辭》：“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落葉哀蟬曲》：“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冷而寂寞，落葉依於重扃。”以及其他，都是很雋美的。又有《李夫人賦》：“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宮，不複故庭兮。”見於《漢書·外戚傳》。集合於他左右的賦家有司馬相如、東方朔、嚴助、劉安、吾丘壽王、朱買臣諸賦家。大曆史家司馬遷也善於作賦（《漢書·藝文誌》載司馬遷賦八篇）。
司馬相如（前179—前117）（司馬相如見《史記》卷一百十七，《漢書》卷五十七），字長卿，蜀郡成都人。初事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所好。後客遊梁，著《子虛賦》（《司馬相如集》有《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梁孝王死，相如歸，貧無以自業。至臨邛，富人卓氏女新寡，聞相如鼓琴，悅之，夜亡奔相如。卓氏怒，不分產於文君。於是二人在臨邛買一酒舍酤酒。文君當壚，相如則著犢鼻褌滌器於市中。卓氏不得已，遂分與文君童百人，錢百萬。相如因以富。武帝時相如複在朝，著《天子遊獵賦》。後為中郎將，略定西夷。不久病卒。所著尚有《大人賦》、《哀秦二世賦》、《長門賦》等。相如之賦，其靡麗較枚乘為尤甚。《子虛賦》幾若有韻之地理誌，其山川則什麼，其土地則什麼，其南則什麼，所有物產地勢，無不畢敘。像《子虛賦》：“雲夢者，方九百裏。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崒，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幹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坿，錫碧金銀，眾色炫耀，照爛龍鱗。”什麼都被拉牽上去了；不問是否合於實際。後來的賦家，像班固、張衡、左思諸人受此種影響為最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