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朔（東方朔見《史記》卷一百二十六，《漢書》卷六十五。《東方曼倩集》有《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齊人，也善於為賦。他喜為滑稽之行為。作《七諫》、《答客難》等。其與相如諸賦家異者，為在相如諸人的賦中，絕不能見出他們自己的性格，而朔的賦則頗飽含著濃厚的個性。他的《答客難》一作，尤為著名，引起了後人無數的擬作。所謂曼倩的滑稽風趣，頗可於此見之。他本是謾罵，卻寫成了冷笑的自解。他“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而“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自己也不知怎麼解釋，便隻好以“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今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為無可奈何的托詞。大政治家劉徹對於嚴安、主父偃等的待遇，和文人東方朔、枚皋等是不同等級的；其間的作用，頗可測知。
嚴助（嚴助、吾丘壽王、朱買臣均見《漢書》卷六十四），為忌的族子。作賦三十五篇，今一篇無存。又劉安作賦八十二篇，吾丘壽王作賦十五篇，朱買臣作賦三篇（皆見《漢書·藝文誌》），枚皋作賦百二十篇。傳於今者也絕少。劉安為漢宗室，曾封淮南王，所作《招隱士》曾被編入《楚辭》中，但乃是他的門客所為，並非他作。
此後的辭賦作家，有王褒、張子喬諸人。張子喬官至光祿大夫，曾作賦三篇，今也無一篇見存。王褒（《王褒見《漢書》卷六十四），字子淵，為諫議大夫，作賦十六篇（《王子淵集》有《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其《洞簫賦》、《聖主得賢臣頌》、《四子講德論》、《甘泉宮頌》等皆有名於時。其《九懷》一篇，則被王逸選入《楚辭》中。但那時最重要的賦家卻要算是揚雄。雄（揚雄見《漢書》卷八十七），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前53—公元18）。他是典型的一位漢代作家，以模擬為他的專業。
既沒有獨立的思想，更沒有濃摯的情緒，他所有的僅隻是漢代詞人所共具有的遣麗辭用奇句的功夫而已。然韓愈諸人卻以他為孔、孟道統中承前啟後的一員，真未免過於重視他了。雄所作，幾乎沒有一書一文不是以古人為模式的（《揚子雲集》有《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古人啟發了他的文趣，也啟發了他的思想。他讀了《易》，便作《太玄經》；讀了《論語》，便作《法言》；讀了《楚辭》，便作《反離騷》、《廣騷》、《畔牢愁》；讀了東方朔的《答客難》，便作《解嘲》。甚至《論語》十三篇，他的《法言》也是十三篇。而雄的賦如《甘泉》、《羽獵》、《長楊》等，也是以司馬相如諸賦為準則，除堆砌美詞奇字，行文穩妥絢麗之外，便什麼也沒有了。
後漢的辭賦作家，也完全不脫西京的影響；西京有什麼，東京的作家一定是有的。司馬相如有《子虛賦》，班固便有《兩都賦》；東方朔有《答客難》，班固便有《答賓戲》，張衡便有《應間》；枚乘有《七發》，張衡便有《七辯》。兩漢人士模擬之風本盛，而以東京為尤甚，而辭賦作家則尤為甚之甚者。許許多多的辭賦，皆可以一言而蔽之曰：“無病而呻”；而其結構布局，更有習見無奇的。
東京的第一個重要辭賦作家是班固。固（班固見《後漢書》卷七十），字孟堅（32—92），扶風安陵人。年九歲，能屬文，為蘭台令。述作《漢書》，成不朽之業。其所著之賦，以《兩都賦》為最著（《班孟堅集》有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兩都賦》之結構，絕似《子虛賦》。先言西都賓盛誇西都之文物地產以及宮闕之美於東都主人之前，東都主人則為言東都之事以折之，於是西都賓為其所服。又作《答賓戲》，則為仿東方朔《答客難》者。永元初（89年），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後憲敗，固被捕，死於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