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言詩的重要——五言詩不會產生於蘇李的時代——更不會產生在枚乘的時代——最早的五言詩——民歌與民謠——《古詩十九首》等——兩篇偉大的五言敘事詩：《悲憤詩》與《孔雀東南飛》——蔡邕、酈炎、孔融等——樂府古辭——相和歌辭——《漢鐃歌》
五言詩的產生，是中國詩歌史上的一個大事件，一個大進步。《詩經》中的詩歌，大體是四言的。《楚辭》及楚歌，則為不規則的詞句。楚歌往往陷於粗率。而四言為句，又過於短促，也未能盡韻律的抑揚。又其末流乃成了韋孟《諷諫詩》，傅毅《迪誌詩》等等的道德訓言。五言詩乘了這個時機，脫穎而出，立刻便征服了一切，代替了四言詩，代替了楚歌，而成為詩壇上的正宗歌體。自屈原、宋玉之後，大詩人久不產生。五言詩體一出現，便造成建安、正始、太康諸大時代。曹操、曹植、陶潛諸大詩人便也陸續地產生了。詩思消歇的“漢賦時代”遂告終止。
五言詩產生在什麼時候呢？鍾嶸《詩品》托始於李陵。蕭統的《文選》也以“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幾篇為李陵之作。徐陵選《玉台新詠》則以“西北有高樓”、“青青河畔草”諸作為枚乘之詩。如果枚乘、李陵之時，五言詩的體格已經是那麼完美了，則他們的起源自當更遠在其前了。至少五言詩是當與漢初的《楚辭》及楚歌同時並存的。然而，在漢初，我們卻隻見有“大風起兮雲飛揚”、“諸呂用事兮劉氏微”、“力拔山兮氣蓋世”，卻絕不見有五言詩的蹤影。即在武帝之時，也隻有“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東方朔歌），“鳳兮鳳兮歸故鄉”（司馬相如歌），“秋風起兮白雲飛”（武帝《秋風辭》）；卻絕不見有五言詩的蹤影。那麼，枚乘、李陵的“良時不再至”、“西北有高樓”等的至完至美的五言詩，難道竟是如摩西的《十誡》、穆罕默德的《可蘭經》似的從天上落下，由上帝給予的嗎？像這樣的奇跡，是文學史上所不許有的。
我們且看，主持著李陵、枚乘為五言之祖的人，到底有提出什麼重要證據來沒有。
鍾嶸、蕭統皆以李陵為五言之祖。然鍾嶸他自己已是遊移其詞：“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昭明文選》，先錄《古詩十九首》，題曰古詩，並不著作者姓氏，其次乃及李陵之作。然鍾嶸嚐說：“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為總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去者日以疏”正在《古詩十九首》中。鍾氏既疑其為“建安中曹、王所製”。而蕭統卻反列於李陵之上。可見這兩位文藝批評家對於這些古作的時代與作者，也是彼此矛盾，且滿肚子抱了疑問的。劉勰說：“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雲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此語最可注意。《漢書·藝文誌》選錄歌詩，最為詳盡，自高祖歌詩二篇，以至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南郡歌詩五篇等，凡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無不畢錄。
假如李陵有如許的佳作，《藝文誌》的編者是決不會不記錄下來的。又《漢書》傳記中，所錄詩賦散文，至為繁富。李陵傳中，亦自有其歌：“徑萬裏兮度沙漠，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眾滅兮名已。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這是蘇武還漢時，李陵置酒賀武，與武訣別之詩。所謂李陵別蘇武詩，蓋即此詩而已。別無所謂“良時不再至”諸作也。這詩乃是當時流行的楚歌的格式，也恰合李陵當時的情緒與氣概。“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悢悢不能辭”，“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這三首“別詩”，誠極纏綿悱惻之至，然豈是李陵別蘇武之詩！又豈是“置酒賀武曰：‘異域之人，一別長絕’，因起舞而歌，泣下數行，遂與武決”的李陵所得措手的！《古文苑》及《藝文類聚》中，又有李陵的《錄別詩》八首，“有鳥西南飛”、“爍爍三星列”等，則更為不足信了。
蘇武亦傳有“結發為夫妻”、“黃鵠一遠別”諸詩，其不足信，更在李陵詩之上。像“結發為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燕婉及良時。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誠是一篇悲婉至極的名作，卻奈不能和蘇武這一個人名聯合在一處何！又有武《答李陵詩》一道，見《古文苑》及《藝文類聚》；《別李陵詩》一首，見《初學記》。則更為顯然的偽托。
為什麼鍾、蕭諸人定要將這些絕妙好詞抬高了三個多世紀而與李陵、蘇武發生了關係呢？可能的解釋是：自“五胡亂華”之後，中原淪沒，衣冠之家不東遷則必做了胡族的臣民，蘇、李的境況，常是他們所親曆的。所以他們對於蘇、李便格外寄予同情。基於這樣的同情，六朝人士便於有意無意之中，為蘇、李製造了，附加了許多著作。有名的《李陵答蘇武書》便是這樣動機偽作出來的。將許多無主名的古詩黏上了蘇、李的名字，其動機當也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