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五言詩始於枚乘之說，則連鍾嶸、蕭統他們也還不知道。這一說，較之始於蘇、李的一說為更無根據，更無理由。第一次披露的，是徐陵編輯的《玉台新詠》。他以《古詩十九首》中的《西北有高樓》、《東城高且長》、《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明月何皎皎》、《涉江采芙蓉》八首，定為枚乘作，更加了《蘭若生春陽》一首。大約硬派這九首“古詩”於枚乘名下的，當是相沿的流說，未必始於徐陵。劉勰在他的《文心雕龍》中已說起：“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徐陵好奇過甚，以此“或稱”，徑見之著錄了。
總之，五言詩發生於景、武之世（公元前156—前87年）的一說，是絕無根據的。在六朝以前沒有人以五言詩為始自景、武之世，也沒有一首五言詩是可以確證其為景、武之世之所作。虞美人答項羽“力拔山兮氣蓋世”一歌的：“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見《史記正義》）以及卓文君給司馬相如與之決絕的《白頭吟》：“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見《西京雜記》）固與蘇、李、枚乘同為不可靠的。即班婕妤的《怨歌行》：“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飆斂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作於成帝（公元前32—前7年）之時者，劉勰且以為疑，《文選》李善注也以為“古詞”。則西漢之時，有否如此完美的五言詩，實是不可知的。顏延之《庭誥》說：“李陵眾什，總雜不類。元是假托，非盡陵製。至其善篇，有足悲者。”蘇東坡答劉沔書說：“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詩，有‘江漢’之語，而蕭統不悟。”（《通考》引）洪邁《容齋隨筆》說：“《文選》李陵、蘇武詩，東坡雲後人所擬。餘觀李詩雲：‘獨有盈觴酒。’盈，惠帝諱。漢法觸諱有罪，不應陵敢用。
東坡之言可信也。”顧炎武《日知錄》說：“李陵詩，‘獨有盈觴酒’，枚乘詩，‘盈盈一水間’。二人皆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諱，又可知其為後人之擬作，而不出於西京矣。”又《文選旁證》引翁方綱說：“今即以此三詩論之，皆與蘇李當日情事不切。史載陵與武別，陵起舞作歌‘徑萬裏兮’五句，此當日真詩也。何嚐有攜手河梁之事。所以‘河梁’一首言之，其曰：‘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此謂離別之後，或尚可冀其會合耳。不思武既南歸，即無再北之理。而陵雲：‘大丈夫不能再辱！’亦自知決無還漢之期。則此日月弦望為虛辭矣。”翁氏又說：“‘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蘇、李二子之留匈奴，皆在天漢初年。其相別則在始元五年。是二子同居者十八九年之久矣。安得僅雲三載嘉會乎？……若準本傳歲月證之，皆有所不合。”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也說：“七言至漢，而《大風》、《瓠子》，見於帝製；《柏梁》聯句，一時稱盛。而五言靡聞。其載於班史者，唯‘邪徑敗良田’童謠，見於成帝之世耳。……要之，此體之興，必不在景、武之世。”由此可知以《古詩十九首》等無主名的五言詩為枚乘、蘇、李所作，是有了種種的實證，知其為無稽的；固不僅僅以其違背於文學發展的規律而已。
那麼五言詩，應該始於何時呢？五言詩的發生，是有了什麼樣的來曆呢？我們所知道的，最早的最可靠的五言詩，是《漢書·五行誌》所載的漢成帝時代的童謠：
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
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
昔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
及班固的《詠史詩》：“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這些五言詩，都是很幼稚的。可見其離草創的時代還未遠。又《漢書》載永始、元延間（公元前16—前9年）《尹賞歌》：“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後漢書》載光武時（公元25—55年）《涼州歌》：“遊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後漢書》又載童謠歌雲：“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崔氏家傳》載崔瑗為汲令，開溝造稻田，蒲鹵之地，更為沃壤，民賴其利。長老歌之道：“上天降神明，錫我仁慈父。臨民布德澤，恩惠施以序。穿溝廣溉灌，決渠作甘雨。”常璩《華陽國誌》載太山吳資，孝順帝永建中（公元126—131年）為巴郡太守，屢獲豐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