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歌常因了易地之故，每有一首轉變於各地，成為好幾首的，也常襲用常唱常見的語句的。這在許多“古詩”、“古詞”裏都可以見到。又我們如果仔細地讀了那許多“古詩”、“古詞”，便知道她們雖或經過了好幾次的文人的改作，或竟是文人的擬作，卻終於撲滅不了民歌的那種淳樸的特色。民歌的天真自然的好處，往往是最不會喪失了去的；而一到了文人的筆下，也往往會變成更偉大的東西。失去了的乃是野陋，保存了的卻都是她們的真實的美，且更加上了文士們的豐裕的辭囊。
五言的敘事詩，在這時候，並不發達。敘事詩的構成本比抒情詩為難。抒情詩可以脫口而出；敘事詩則非有本事，有意匠，有經營不可。在樂府古辭之中，原有些敘事詩，但大都不是以五言體寫成的；用五言詩寫的，隻有《陌上桑》等一二篇耳。現在我們所講的五言體的敘事詩，在實際上隻有兩篇。而這兩篇，卻都是很偉大的作品；結構都很宏麗，內容也極動人，遣詞也很雋妙。民間敘事詩，假定在那時已經發達的話，這兩篇卻決不是純然出於民間的，至少也是幾個傑出於民間的無名文人的大作，而經過了幾個大詩人的潤改的。這兩篇大作便是：《悲憤詩》（相傳為蔡琰作）與《古詩為焦仲卿妻作》。先說《悲憤詩》。
《悲憤詩》共有兩篇，一篇是五言體，一篇是楚歌體，更有一篇《胡笳十八拍》，其體裁乃是這時所絕無僅有的類似以音樂為主的“彈詞”體。這三篇的內容，完全是一個樣子的，敘的都是蔡琰（文姬）的經曆。由黃巾起義，她被擄北去起，而說到受詔歸來，不忍與她的子女相別，卻終於不得不回的苦楚為止。（琰為邕女，博學有才辯，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於家。興平中，天下喪亂，姬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陳留董祀。）這三篇的結構也完全是一個樣子的，全都是用蔡琰自述的口氣寫的；敘述的層次也完全相同。
難道這三篇全都是蔡琰寫作的嗎？如此情調相同的東西，她為什麼要同時寫作了三篇呢？以同一樣的戀愛的情緒，在千百種的幻形中寫出，以同一樣的人生觀念，在千百個方式中寫出，都是可能的；卻從來不曾有過，以同一個故事，連布局結構都完全相同，乃用同一種敘事詩的體裁，在同一個作家的筆下，連續表現三篇之多的。《胡笳十八拍》一篇，乃是沿街賣唱的人的敘述，有如白發宮人彈說天寶遺事的樣子，有如應伯爵盲了雙目，以彈說西門故事為生的情形（應事見《續金瓶梅》）。難道這樣的一種敘事詩竟會出於蔡琰她自己的筆下嗎？這當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三篇之中，《胡笳十八拍》不成問題的是後人的著作；且也顯然可見其為《悲憤詩》的放大。此外，尚有兩篇《悲憤詩》，到底哪一篇是蔡琰寫的呢？楚歌體的一篇《嗟薄祜兮遭世患》比較寫的簡率些，五言體的《漢季失權柄》則比較的寫得詳盡些。《後漢書》謂：“琰歸董祀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則此二章，五言體的與楚歌體的，皆是琰作的了。但所謂二章，未必便指的是不同體的二篇。
或者原作本是楚歌體的；成後，乃再以當時流行的五言體重寫一遍的吧？不過細讀二詩，楚歌體的文字最渾樸，最簡練，最著意於練句造語；一開頭便自歎薄祜遭患，門戶孤單，自身被執以北；以後便完全寫她自己在北方的事。沒有一句空言廢話。確是最適合於琰悲憤的口吻。琰如果有詩的話，則這一首當然是她寫的無疑。琰在學者的家門，古典的習氣極重；當然極有采用了這個詩體的可能。至於五言體的一首，在字句上便大增形容的了。先之以董卓的罪過，再之以胡兵的劫略，直至中段，才寫到自己。且琰的父邕原在董卓的門下，終以卓黨之故被殺。琰為了父故，似未便那麼痛斥卓吧！詩中敘述胡兵擄略人民的事：“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大似韋莊的《秦婦吟》。像這樣的詩，雖用第一身的口氣寫之，實頗難信其為作者自身的經曆。最有可能的，是時人見到了琰的《悲憤詩》，深感其遭遇，便以五言體重述了出來。後人分別不清，便也以此作當為琰之作的了。五言詩體到了這時，正到運用純熟之境，作者們每想以這一種新成熟的新詩式，來試試新的文體，而五言體的《悲憤詩》及《古詩為焦仲卿妻作》兩大名作，便是他們的偉大的試作的結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