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古詩為焦仲卿妻作》一詩，頗有許多意見與問題。但其為中國古代詩史上的一篇最宏偉的敘事詩，卻沒有一個人否認。此詩共一千七百四十五字，沈歸愚以為是“古今第一首長詩”。敘的是一個家庭中的悲劇。其著作的時代似較晚，當是五言詩的黃金期中的作品。序文雲：“時人傷之，為詩雲爾。”假如序言完全可靠的話，此詩也是“漢末建安（公元196—220年）中”的“時人”所著的了。然論者對此，異議尚多。梁啟超說，像《孔雀東南飛》和《木蘭詩》一類的作品，都起於六朝，前此卻無有（《印度與中國文化之親屬關係》）。
為什麼這一類的敘事詩會起於六朝呢？他主張，他們是受了佛本行讚一類的翻譯的佛教文學的影響。但有人則反對他的主張，以為《孔雀東南飛》之作，是在佛教盛行於中國以前。中國的敘事詩，並不是突然而起的。在漢人樂府中，已有了好些敘事詩，如《陌上桑》、《婦病行》、《孤兒行》、《雁門太守行》等皆是。蔡琰的《悲憤詩》也在漢末出現。又魏黃初（約公元225年）間，左延年有《秦女休行》。在這個時代（公元196—225年）的時候，寫作敘事詩的風氣確是很盛的。所以《孔雀東南飛》之出現於此時，並無足怪。五言詩在此時實已臻於抒情敘事，無施不可的黃金期了。
有主名的五言詩的早期作家，有蔡邕、秦嘉、酈炎諸人。蔡邕的《飲馬長城窟行》為五言詩中最雋妙者之一，然或以為係古詞，非他所作。他的《翠鳥》一作，其情思便遠沒有《飲馬長城窟行》那麼雋美了：“庭陬有若榴，綠葉含丹榮。翠鳥時來集，振翼修形容。”
秦嘉字士會，隴西人。桓帝時仕郡上計，入洛，除黃門郎。病卒於津鄉亭。當他為郡上計時，其妻徐淑寢疾，還家不獲麵別。他贈詩有雲：“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憂艱常早至，歡會常苦晚”，“傾看空室中，仿佛想姿形。一別懷萬恨，起坐為不寧。”深情繾綣，頗足感人。然已離開民間歌謠的風格頗遠。
酈炎（酈炎見《後漢書》卷二百十）的《見誌詩》二首，其一：“大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修翼無卑棲，遠趾不步局……”趙壹（趙壹見同上）的《疾邪詩》二首：“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肮髒倚門邊”，及“執家多所宜，欬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芻。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爾分，勿複空馳驅，哀哉複哀哉，此是命矣夫。”以及孔融的《雜詩》：“岩岩鍾山首，赫赫炎天路……呂望尚不希，夷齊何足慕”；《臨終詩》：“言多令事敗，器漏苦不密。”都是以五言的新體來抒寫他們的悲憤的。五言詩在此時，已占奪了四言詩及楚歌的地位，而成為文士階級所常用的詩體了。五言詩到了這個時代，漸漸地離開民間而成為文人學士的所有物了。自成帝（公元前32年）至這時（公元219年）凡二百五十年，五言詩已由草創時代而到了她的黃金時代；已由民間而登上了文壇的重地了。
當五言詩在暗地裏生長著的時候，其接近於音樂的詩篇，則發展而成為樂府。唯樂府不盡為五言的。《漢書》卷二十二說：“（武帝）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同書卷九十二又說：“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女弟得幸於上，號李夫人……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又同書卷九十七上，說李夫人死，武帝思念不已，令方士齊人少翁招魂。武帝仿佛若有所遇，乃作詩道：“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因“令樂府諸音家弦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