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些記載中已可見所謂樂府，不外兩端，首先是“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其次，是自作新聲，為新詞作新譜。然自製之作，本未足與民間已有之樂曲爭衡，而廟堂祭祀的詩頌雖譜以新聲，卻更不足以流傳於當時。世俗所盛行者，總不過是所謂“鄭、衛之聲”而已。《漢書》卷二十二又說：“是時（成帝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疆、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哀帝自為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詔曰：‘……鄭、衛之聲興，則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樸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其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然皇帝的一封詔書又怎能感化了多年的積習呢？所以“樂府官”盡管罷去，而“百姓漸漬日久，又不製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
“雅樂”不要說“不製”，即製作了，也是萬萬抵抗不了俗曲的。已死的古樂怎敵得過生龍活虎的活人的歌曲。一時的提倡，更改革不了代代相傳，社會愛好的民間樂府。所以《晉書·樂誌》說：“凡樂府古辭，今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謠謳。《江南可采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是也。”晉世荀勖采舊辭施用於世，謂之清商三調。然而被於新聲的調句與古辭已很有異同。有一部分，我們現在隻能知其新詞而忘其古辭，這是很可惜的。但有一部分，則古辭幸得保存。《唐書·樂誌》說：“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曲之遺聲，漢世謂之三調。又有楚調、側調，楚調者，漢房中樂也。……側調者生於楚調，與前三調，總謂之相和調。”張永《元嘉技錄》說：“有吟歎四曲亦列於相和歌。又有大曲十五篇，分於諸調。惟《滿歌行》一曲，諸調不載，故附見於大曲之下雲。”他們的話是不大可靠的，特別是以平、清、瑟三調為“周房中曲之遺聲”的一說。《晉書·樂誌》的“並漢世街陌謠謳”一語最得其真相。我們一看那些古辭，便可知其實出於“街陌”，而非古代遺聲。
大抵漢代的樂府古辭，可分為相和歌辭、舞曲歌辭及雜曲歌辭的三類。所謂雜曲歌辭，連《孔雀東南飛》亦在內，所包括的隻是一個“雜”字而已。舞曲歌辭則大都為舞蹈之歌曲，文辭絕不可解者居大多數，我們現在所最要注意者唯相和歌辭及雜曲歌辭。
“相和歌辭”凡六類，又附一曲《滿歌行》，據張永說是無可歸類的。第一類“相和曲”，我頗疑心她們真是相和而唱的。《公無渡河》、《江南可采蓮》以及《薤露歌》、《蒿裏曲》都有相和相接而唱著的可能。《雞鳴高樹顛》、《烏生八九子》、《平陵東》也可和唱。唯《陌上桑》為第三人敘述的口氣，不像相和之曲。然《陌上桑》全文都為純美的五言詩體寫成，與其他相和曲完全不同。或是誤行混入的吧。第二類“吟歎曲”，今隻有《王子喬》一曲，且還是魏、晉樂所奏，非是本辭。全文似為祝頌之辭，如“令我聖朝應太平”之類。第三類“平調曲”，今存者有《長歌行》三首，《君子行》一首，《猛虎行》一首，這幾首都是五言的。《君子行》一首亦載《曹子建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