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一百三十篇，曾缺十篇，褚少孫補之。其他文字間，亦常有後人補寫之跡。但這並無害於《史記》全體的完整與美麗。
《太史公書》以外的散文著作，以《淮南子》為最著。《淮南子》為劉安（劉安見《漢書》卷四十四）集合門下賓客們所著的書。安為漢之宗室，封淮南王，好學喜士，為當時文學者的東道主之一。後以謀反為武帝所殺。他曾招致天下諸儒方士，講論道德，總說仁義，著書二十一篇，號曰《鴻烈》，即《淮南子》（《淮南子集解》，劉文典編，商務印書館出版）。尚有外篇，今不傳。此書亦囊括古代及當時的一切哲學思想以及許多形而上的見解，頗有許多重要的材料在內。文辭亦奇奧豐腴，有戰國諸子之風。
同時的儒學作家，如董仲舒（董仲舒見《史記》卷一百二十一，《漢書》卷五十六）、公孫弘（公孫弘見《史記》卷一百十二，《漢書》卷五十八）等皆有所作。董仲舒作《春秋繁露》。但他們的文字大都庸凡無奇，在散文上是無可述的。仲舒又有《士不遇賦》，也不過是憂窮愁苦的許多詠“士不遇”的作品的一篇而已。
幾個策士，如徐樂、嚴安、主父偃（徐樂、嚴安、主父偃等均見《漢書》卷六十四）、吾丘壽王他們，其文辭都是很犀利的，內容也是很動人的審情度勢的切實議論。戰國說士之風似一時複活起來了，但偉大的漢武時代一過去，他們便也都銷聲匿跡了。
此後無甚偉大的散文著作。劉向、劉歆（劉向、劉歆見《漢書》卷三十六）父子在西漢末葉的出現，又把散文帶到另一方麵去。
自漢興百數十年到劉向的時候，操於儒生之手的文藝複興，直不曾有過什麼成績，除了爭立博土，招收弟子之外。他們不過做實了“抱殘守缺”四字而已。為了利祿之故，死守著一先生之言，不敢修正，更不必望其整理或編纂什麼了。所以這百數十年來的文藝複興的時間，我們與其說是“複興”，不如說是在“典守”（司馬遷說：“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班固說：“於是建藏書之第，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劉歆《七略》說：“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此皆漢代收藏古籍之情形。）而有了這百數十年來的搜集保守，便給予一個偉大的整理者劉向，以一個絕好的整理編纂的機會。
劉向字子政，為漢之宗室。他曾時時上書論世事，為當時的大政治家之一。又善於辭賦，作《九歎》，見於《楚辭》中。而他的一生精力則全用於他的整理與編纂古典文籍上麵。向與其子歆所撰的《七錄》，今已亡逸，然班固的《漢書·藝文誌》卻是完全抄襲他的。所以《七錄》雖亡而實未亡。《漢書·藝文誌》將古典文籍分為七大部分，即所謂“七略”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