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言詩的成熟時代——以曹氏父子兄弟為中心的詩壇——曹操與曹丕——曹植的兩個時期的詩篇——建安七子：孔融、王粲、徐幹等——應璩的《百一詩》——繁欽、繆襲等
建安時代是五言詩的成熟時期。作家的馳騖，作品的美富，有如秋天田野中金黃色的禾稻，垂頭迎風，穀實豐滿；又如果園中的嘉樹，枝頭累累皆為晶瑩多漿的甜果。五言詩雖已有幾百年的曆史，卻隻是無名詩人的東西，民間的東西，還不曾上過文壇的最高角。偶然有幾位文人試手去寫五言詩，也不過是試試而已，並不見得有多大的成績。五言詩到了建安時代，剛是蹈過了文人學士潤改的時代，而到了成為文人學士的主要的詩體的一個時期。
這個時期的作者們，以曹氏父子兄弟為中心。吳、蜀雖亦分據一隅，然文壇的主座卻要讓給曹家。曹氏左右，詩人紛紜，爭求自獻，其熱鬧的情形是空前的。
曹氏父子兄弟，不僅地位足以領導群英，即其詩才也足以為當時諸詩人的中心而無愧。曹操及子丕、植都是很偉大的詩人。尤以曹植為最有高才。屈原之後，詩思消歇者幾五六百年，到了這時，詩人們才由長久的熟睡中蘇醒過來。不僅五言，連四言詩也都照射出夕陽似的血紅的恬美的光亮出來。
曹操（曹操見《三國誌》卷一），字孟德，小字阿瞞，譙人。本姓夏侯氏，其父嵩，為曹氏的養子，故遂姓曹。操少機警有權數。年二十，舉孝廉為郎。除洛陽北部尉。光和末黃巾大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起義軍。遷濟南相。董卓廢立時，操散家財，合義兵討卓。初平中，袁紹表薦他為東郡太守。建安中，操到洛陽，便總攬了政治大權。他迎帝都許。自為大將軍。破袁紹、袁術，斬呂布等，次第削平各地。獻帝以他為丞相，加九錫，爵魏王。他部下每勸他正位。他說道：“若天命有歸，孤其為周文王乎？”操子丕，果應其言，廢獻帝自立。追尊操為武帝。操頗受後人的唾罵。其實也未見得比劉裕、蕭道成、蕭衍、李淵、趙匡胤他們更卑鄙。然而他卻獨受惡名！他是一位霸氣縱橫的人，即在詩壇裏也是如此。他的詩是沉鬱的，雄健的，有如他的為人。
當這個時候，古樂府的擬作風氣是很流行的，所以操詩多五言的樂府辭，如《蒿裏行》、《苦寒行》等；又四言詩也顯著複盛之況，所以操詩也多四言者，如《短歌行》等（《魏武帝集》有《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薤露》、《蒿裏》，本是挽歌曲子。操則襲用之，成為短的敘事詩；一以敘述何進召董卓事《薤露》，一以敘述袁紹、袁術兄弟相爭，連年兵甲不解事（《蒿裏行》）。這兩詩多憤激之語，當是他早期之作。《苦寒行》是一首絕好的征夫詩。“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這時操還是在不得意的時代吧。“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饑。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幾句寫得更為生動新穎，非取之於當前之情景必寫不出來。《卻東西門行》也是詠征夫的。
“冉冉老將至，何時返故鄉？”又“狐死歸首丘，故鄉安可忘！”操暮年，或已厭於言兵了吧？操的四言詩寫的似乎較他的五言詩更為俊健可喜，如《短歌行》，如《龜雖壽》，都是當時不易見到的佳作。“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短歌行》）諸語實為難得的寫景描情。“老驥伏櫪，誌在千裏。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龜雖壽》）操的雄誌是躍躍於紙背的。又《觀滄海》寫“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時所見的海景也是很雋好的。操之詩，往往若無意於為文辭，而文辭卻往往是錯落有致，精彩自生的。《土不同》一首也是如此。詩人無不善感多愁，操的詩也是善感多愁，然於“心常歎怨，戚戚多悲”（《土不同》）裏卻透露著一股英俊之氣，雖悲戚，卻並不頹廢。雖“憂從中來，不可斷絕”，卻終於沒有忘記了“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壯誌。此便是操之所以終與疏懶頹放的詩人不同的所在。
曹丕（曹丕見《三國誌》卷二）為操之長子。字子桓，操卒，丕嗣為丞相、魏王。建安末，廢獻帝為山陽公，篡漢，自即皇帝位。都洛陽，國號魏，改元黃初。在位六年卒，諡曰文帝，丕性好文學，雖居要位，並不廢業。博聞強識，以著作為務。所著有《典論》及詩賦百餘篇（《魏文帝集》有《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像《典論》那樣的著作，是同時的詩人們所不敢輕易問鼎的。特別關於論文得失，臧否人物的一方麵。他的詩，與操詩風格大不相同。操的詩始終是政治家的詩，丕的詩則完全是詩人的詩，情思婉約悱惻，能移人意，卻缺乏著剛勁猛健的局調。五言詩到了他的時代，方才開始脫離樂府的束縛。子桓的《雜詩》諸作，都是用五言體寫的。《雜詩》二首，其情韻尤為獨勝：“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天漢回西流，三五正縱橫。草蟲鳴何悲，孤雁獨南翔。”但我們如仔細一讀，便可見這些雜詩完全是模擬著《古詩十九首》的；不惟風格相類，即情調亦極相似。陸機等的此類的詩，直題之曰《擬古》，子桓則僅稱“雜詩”，其實也是“擬詩”之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