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初時代的詩人們——何晏與左延年——嵇康與阮籍——諸葛亮——太康時代詩人們的蜂起——三張兩傅——潘嶽與陸機、陸雲——大詩人左思——其妹左芬——同時代的諸小詩人們：荀勖、成公綏、程曉、石崇等——蘇伯玉妻的《盤中詩》
繼建安之後的是一個更熱鬧的詩人的時代。建安七子中像孔、陳、阮諸人，他們並不以作詩為業；但到了黃初以後，專業的詩人們便漸漸地多起來了。因了曹氏父子兄弟的提倡與感化，久已消歇的詩思，至此乃蓬蓬勃勃，呈現著如火如荼之觀；曆數百年而未中衰。他們的作風雖各不同，然阮、嵇諸作，信筆皆有雋氣，左延年的樂府，何晏的諸詩也都很可注意。他們一麵承襲了初期的高邁，一麵開啟了西晉的清雋；一麵結束了七子的複雜的風格，一麵辟殖了陸、張、潘、左的功力深厚的詩業。
何晏（何晏見《三國誌》卷九》），字平叔，南陽宛人。娶魏帝女。然曹丕不甚信任之。黃初之際，未見有所事任。正始中，曹爽乃用他為中書，主選舉。宿舊者多得濟拔。為司馬氏所殺。有《論語集解》十卷，《老子道德論》二卷，集十一卷（《何平叔集》有《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五言詩今存二首。在這二首中，頗可見出晏的真實的情緒來。《名士傳》載：“是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複退也。著五言詩以言誌。”擬古與“失題”的一首，所寫的完全是這種憂懼的心理。“常恐入網羅，憂禍一旦並。豈若集五湖，順流唼浮萍”，然而他雖欲如此，已是不可能的了。
左延年（左延年見《三國誌》卷二十九）未知其裏名。《晉書·樂誌》僅載其在黃初中以新聲被寵。他的《從軍行》雖為不全的殘作，卻已可見出是未必較杜甫、白居易諸同類的作品低劣的。“苦哉邊地人，一歲三從軍。三子到敦煌，二子詣隴西。五子遠門去，五婦皆懷身。”（下闕）其《秦女休行》一篇，尤為敘事詩中的偉作；平平淡淡的寫來，樸樸質質的寫來，不必需要什麼繁詞華語，而好處自見：
步出上西門，遙望秦氏廬。
秦氏有好女，自名為女休。
休年十四五，為宗行報仇。
左執白楊刃，右據宛魯矛。
仇家便東南，仆僵秦女休。
嵇康（嵇康見《三國誌》卷二十一，《晉書》卷四十九），字叔夜，譙郡銍人。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寓居山陽。家貧，鍛以自給。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山濤為吏部，舉康自代。康答書頗詆訶之。當時司馬氏的權勢日甚，略略有遠見的人，皆已見禍至之無日，特別是與曹魏有關係的人。嵇康雖極力的頹唐自廢，終於不能自免。景元三年，康被司馬昭以細故殺之。有集十五卷（《嵇中散集》有明黃省曾刻本，《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四部叢刊》本）。康在獄中時，曾作《幽憤詩》以見誌。孫登對嵇康道：“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也。”康臨刑時，索琴彈之曰：“《廣陵散》自此絕矣！”康的詩，以四言為最多，且最好。陶潛的四言詩便頗似他的。他的《贈秀才入軍詩》十九首，很有幾首是極為雋妙的。
四言詩的生命，已中絕了很久，想不到在建安、正始之時乃走上了中興之運，且有了很偉大的作家，如曹氏父子與嵇康。康的四言像“春木載榮，布葉垂陰。習習穀風，吹我素琴”，“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遊心太玄”，如珠的好句，都是未之前見的。此種韶秀清玄的風格，也是未之前見的。在嵇康之後，在思想上固另辟了一條老莊的玄超的大路，一脫漢儒的陰陽五行，凡近實踐的淺陋；在詩歌上也別有了一條高超清雋的要道，一洗漢詩乃至建安詩中淺近的厭世享樂的思想。在這一方麵，康的《雜詩》與《遊仙詩》是很可以表現出這個新傾向來的。“遙望山上鬆，隆穀鬱青蔥。自遇一何高，獨立迥無雙。願想遊其下，蹊路絕不通。王喬棄我去，乘雲駕六龍。飄搖戲玄圃，黃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曠若發童蒙。”（《遊仙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