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談之風所以流行的原因——魏晉時代諸名士講談名理的情況——反響的發生——裴的《崇有論》——玄談諸家在文壇上的地位——王弼與何晏——“竹林七賢”——“八達”與“四友”——阮修主張無鬼論——江統《徙戎論》
王充開始了對於古書的懷疑、問難之風。這把前漢若幹年來的守一經、專一師的儒生們的迂狹可笑的觀念打得粉碎。自此以後，爭立某經或某師之說於學官的習慣便銷聲匿影。這持以較劉歆用盡大力以求立《左氏傳》於學官的事實，誠然是進步得很多了！以後，馬融、鄭玄們的解經，其心胸便闊大得多了。這樣的迂狹觀念的打破，乃是王、何、嵇、阮諸子的玄談的風氣之開創的遠因。
漢的時代，是以清議登庸學士文人的。“孝廉”之類，便是文人們出身的路階。最為世俗所豔稱的許武，不惜自汙以求其二弟出仕的事，還算是較好的結果。其他以卑鄙作偽的手段而浪得浮名者更不知道有許多。所以遂生了“處士純盜虛聲”之歎。曹操他自己也是一個“孝廉”出身。然到了他主政的時候，卻不惜再三再四地下令去求“得無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的，“或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賢士們。這種反動，是當然要有的。然幾百年來養成的臧否人物的“清議”，決不是一兩個人的命令所可得而挽回或消滅之的。而魏武所提倡的坦率不羈之風，遂反成為“清議”所羨稱的對象了。王、何諸子便在這樣的空氣裏以主持“清議”自居了。
再者，經典與章句之儒的拘束，幾百年來也夠使人討厭的了，遂有反抗的運動產生，專以談名理，講老、莊為業。恰好佛教哲學也輸入了。玄談之風，遂愈煽而愈烈。
我們懸想，那些名士們各執著麈尾，玄談無端，終日未已，或宣揚名理，或臧否人物，相率為無涯岸之言，驚俗高世之行。彼此品鑒，互相標榜。少年們則發狂似的緊追在他們之後，以得一言為無上光榮。《世說新語》（卷一）裏嚐有一則故事，最足以見出他們那些人的風度來：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仆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王武子、孫子荊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雲：‘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雲：‘其山巍以嵯峨，其水渫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世說新語》又說：“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這可見他們是如何成為流俗人仰慕向往的中心。其結果，遂到了空談無聊，廢時失業。其熱衷玄談的情形，竟至有如癡如狂之概：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語。……左右進食，冷而複暖者數四。彼我奪擲麈尾，毛悉墮落滿飯中。賓主遂至暮忘飧。
——《郭子》（《玉函山房輯逸書》本）
每個人略有才情的，便想做名士；一做名士，便曠棄世務，唯以狂行狂言為高。或腐心於片談，或視一言為九鼎，或故為坦率之行動，以自示不同於流俗。這樣的風氣一開，舉世便皆若狂人。當時守法拘禮的人們，當然要視他們為寇仇了。王孝伯嚐道：“名士不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讀《離騷》，便可稱名士也。”（《郭子》）這是多麼刻骨的諷刺！便是本身善談名理的人物，像裴，便也引起反動了。（裴見《晉書》卷三十五）字逸民，河東聞喜人，時人謂為“言談之林藪”。他深患時俗放蕩。“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屍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晉書》卷三十五）乃著《崇有論》以釋其蔽。
這篇大文章，關係很大，足以給當世崇尚老、莊虛無論者們以一個當心拳。他主張，“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如“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製；遺製，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製弗存，則無以為政矣。”然當時諸人則“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其甚者至裸裎，言笑忘宜。”更極力攻擊著老子的虛無論。“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群生哉！”的這些話足以代表了當時一大部分遠識中正之士的意見。然玄談之風已成，終於不能平息下去。過江之後，此風猶熾。或以王、何之罪，上同桀、紂。晉之南渡，全為彼輩所造成。這話當然過於酷刻。然也足以見名士輩的翩翩自喜的風度是如何地足以引起反動。
在政治上，王、何輩的玄談之風，或有一部分惡影響。然以社會、國家崩壞之罪孽全歸之他們，卻也未為持平之論。在散文壇上，則繼於步步拘束的無生氣的儒生的朽腐作風之後，而有了那麼坦率自然，放蕩不羈的許多東西出現，實是足令我們為之心目一爽的。這正如建安詩壇之代替了漢人的板澀無聊的辭賦一樣，玄談的風氣也扭轉了漢人酸腐的作風，而回複到恣筆自放，不受羈勒的自由境地上去。這時代的散文的成就，故是兩漢所未可同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