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劇的黃金時代——劇作家空前的努力——兩個不同的時期——阮大铖——孟稱舜——袁於令、吳炳——範文若、沈嵊——孫仁儒——姚子翼等——馬湘蘭——以蘇州為中心的戲曲的活動——李玉——朱氏兄弟——畢萬侯、張大複、陳二白等——尤侗——吳偉業——丘園——周坦綸、稚廉父子——嵇永仁等——浙中的劇作家——李漁與範希哲
從天啟、崇禎，到康熙的前半葉，乃是昆劇的全盛時代。徐渭時，昆山腔方才嶄然露頭角；湯顯祖時，昆山腔還隻流行於太湖流域。但到了這個時代，昆山腔方才由地方戲漸漸地升格而成為“國腔”。資格較老的弋陽腔、海鹽腔、餘姚腔等或已被廢棄不用，或反退處於地方戲之列，眼看著昆山腔飛黃騰達地由蘇、鬆而展布到南北二京，由民間而登上了帝室。許多貴家富室，幾乎都各有一部伶工。阮大铖為《燕子箋》至以吳綾作烏絲欄寫呈帝覽。不過昆山腔雖發達已極，作者們卻還大多數是蘇、浙一帶的才士，尤其在明、清之間，劇壇幾全為蘇州、會稽、杭州那幾個地方的才士們所包辦。這正像元雜劇初期之由大都人包辦了的情形相同。
這時，戲曲的作風卻是完全受了湯顯祖的影響的。而對於曲律，則個個作家都比湯氏精明。原始期戲文的“本色”的作風，固無人問鼎，即梁伯龍、鄭虛舟輩的駢儷板澀的標準，也久已為人所唾棄。這一百年來的作家們，幾無不是徘徊於雅俗之間的。王伯良的“守詞隱先生之矩鑊，而運以清遠道人之才情”的一個口號，幾成為一種預言。雖然作者們的才情有深淺，描寫力有高下，而其趨向卻是一致的。有的作家們，甚至連若士劇的布局、人物，乃至一曲折、一波濤，也加以追摹擬仿。這當然，又成了一種贗品，又入了一層魔障。唯大體說來，有才情的智士究竟要比笨伯們多些，無害其為昆山腔的一個黃金時代。
這時期的作家們，其作劇的勇氣的銳利，也大有類於元劇初期的關漢卿們。當沈璟、湯顯祖時代，作劇五大本者已為難得，璟一人而作十七劇，已算具有空前的宏偉的著作力了。然而在這時代，竟有好幾個作家，乃以畢生之力寫作二十劇，三十劇的。莎士比亞一生寫了三十七劇的事，在我們文學史上是很少有其匹敵的。而這時李玉、朱素臣諸人，則竟亦有此種偉績！阮大铖、吳炳們的作劇，是為了自己的娛樂，是偶然興至的寫作。而後半期的李玉、丘園、朱氏兄弟們的作劇，則似不是單純地為自我表現的創作。昆劇過度發展的結果，需要更多的新劇本。而當易代之際，文士們落魄失誌者又甚多。為迎合或供給各劇團的需要而寫作著多量的劇本，這當是李、朱們努力作劇的一個解釋吧。關漢卿們的劇作夥多，也正是為了這同樣的理由。
這一百餘年間的黃金時代，天然地可劃分為兩期：第一期是阮大铖的時代。這是達官貴人，以戲曲為公餘時的娛樂，公子哥兒，以傳奇為閑暇時的消遣的一個時代。作劇者不是為了誇耀才情，便是為了抒寫性靈；僅供家伶的演唱，不顧市井的觀聽。然而“春色滿園關不住”，市井間的劇團，卻也往往乞其餘瀝以炫眾。第二期是李玉、朱氏兄弟們的時代。這是寒儒窮士，出賣其著作的勞力，以供給各地劇團的需要的一個時代。作劇者於抒寫性靈，誇耀才華之外，還不得不迎合市民們的心理，撰作他們的喜愛的東西，像公案戲一流的曲本。
第一期的作家們，有阮大铖、孟稱舜、袁於令、吳炳、範文若、沈嵊、孫仁儒、姚子翼、張旭初等，其劇作多有流傳於今者。
阮大铖在明、清之交，嚐成為學士大夫們所唾棄的人物。他的《詠懷堂詩集》，較之嚴嵩的《鈐山堂集》命運尤惡。然其所著《燕子箋》諸劇本，卻為人傳誦不衰。《桃花扇》裏《征歌》一出，充分地表現出學士大夫們對於他的意見。他字集之，號圓海，又號百子山樵，懷寧人。崇禎初，以魏忠賢黨故，被斥。後官至兵部尚書。清兵入江南時，大铖不知所終。他所作劇，凡八本：《燕子箋》、《春燈謎》、《雙金榜》、《牟尼合》（《燕子箋》、《春燈謎》、《雙金榜》、《牟尼合》四種有原刊本，有武進董氏刊本）、《桃花笑》、《井中盟》、《獅子賺》及《忠孝環》。其中，《桃花笑》至《忠孝環》四劇，未見傳本，《燕子箋》則流傳獨盛。此劇寫：霍都梁與妓華行雲相戀，將其畫像交鋪裝裱。及其取回時，不料卻因貌似，誤取了少女酈飛雲的畫像。以此因緣，又因燕子銜去詩箋的巧遇，都梁遂也戀上了飛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