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守信：事業成功的招牌
1信而用之，用之不疑
戰國時期，魏文侯明知大將樂羊之子樂舒在中山國為官，仍派樂羊進攻中山國。魏文侯深和樂羊不但有傑出的軍事才能，而且忠於職守，絕不會徇私情而誤國事。當樂羊率軍包圍中山國後，中山國王便派樂舒前去講情，希望樂羊退兵，樂羊反把兒子訓斥了一頓。這時魏朝內外有許多人寫信給魏文侯，說樂羊對中山國圍而不攻，是在顧及與樂舒的父子之情，建議臨陣易將，而魏文侯毫不動搖。中山國王見樂舒無力說服樂羊退兵，一怒之下殺了樂舒，並煮成肉粥送予樂羊。樂羊不動聲色，一飲而下，然後對中山國發起攻擊，終於滅掉了中山國。樂羊得勝回朝後，魏文侯賞給他一個箱子，裏麵裝的全是朝臣彈劾樂羊的密信奏折，令樂羊萬分感動。這就是被傳為千古佳話的“魏文侯藏書任將”的故事。它揭示了用人必須遵循的一個重要原則——信而用之，用之不疑。
對於屬下，既用之，又疑之，既想利用他的才能，對他又很不放心，這是古今執政者用人之大忌。綜合古人的議論，這樣做的害處是：
（1）令人才寒心，不為所用
歐陽修指出：“用人之術，用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為君難論上》)他還說：“凡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寧可艱於擇人，不可輕任而不信。若無賢不肖一例疑之，則人各心闌，誰肯辦事?”(《歐陽文忠公集》卷一〇五)無論賢或不肖一概懷疑，眾人的積極性從何而來?魏征也指出，對於人才，不僅要委以重任，更重要的是要深信不疑，不然，“任之雖重，信之未篤，則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則心懷苟且。”(唐·吳兢《貞觀政要·君臣鑒戒》)一麵為執政者做事，一麵又受到猜忌，窩窩囊囊，苟苟且且地工作，怎麼能盡心竭力地幹好事業呢?如此“用而不能專，與不用同也。”(宋·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功名論》)被猜疑之人忍無可忍，常常會拂袖而去，人才也就失去了。戰國時著名軍事家吳起，在魯國為官時，正趕上齊國進攻魯國。魯君本欲委吳起為大將，率軍破敵，但由於吳妻是齊國人，對他不放心。吳起為了表明心跡，殺了自己的妻子，率軍大破齊師。得勝回朝後，又有人在魯君麵前進讒言，說他過去在曾參手下為將時，自己的母親死了都不去奔喪，被曾參趕了出來，現在又殺妻而謀將，足見他是個殘忍薄行、無情無義之人。吳起聞之，憤而出走，投奔了魏文侯，為魏國的強盛作出了巨大貢獻。所以，《亢倉子·臣道》指出：“賢良所以屢求而不至，難進而易退者，非為愛身而不死王事，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耳。”清代王夫之也指出：“尊賢而以疑，則賢非其賢；愛眾而以疑，則眾非其眾。”(《讀通鑒論》卷十一)
（2）容易使下屬變得虛偽奸詐
王夫之通過總結曆史經驗，揭示了一條客觀真理，叫做“君愈疑，臣愈詐”(《讀通鑒論》卷二十六)。既然君主無端懷疑臣屬，那麼臣屬就不會再以真心實意來對待君主，說假話、辦假事，便不足為奇了。這並非他們樂於這樣做，而是君主的不信任臣下所導致的必然結果。一些忠直之臣不忍以詐欺上，便不得不想方設法表明心跡，努力解除君主對自己的疑慮。劉禹錫在《辯跡論》一文中列舉了《史記》中提到的四個這方麵的例子。一是霍去病辭第以見誌。說的是漢代驃騎將軍霍去病統兵反擊匈奴，屢建奇功，漢武帝劉徹下令為他建造宅第，他說“匈奴未盡，無以家為。”並辭去宅第，既表示討平匈奴的決心，也表明自己沒有恃功自傲的思想。二是王翦多產以取信。秦代大將軍王翦率六十萬大軍伐楚，秦王嬴政親自送行，王翦恭請大王賜賞田宅園地，出征後又多次派人向秦王請封。他想以此向秦王表明：我雖兵權在握，但我隻醉心於物質財富，絕無政治野心。三是蕭何質子以滅貳。楚漢對峙於滎陽、成皋時，蕭何在櫟陽籌集糧餉，輸送兵員。劉邦在前線屢次派人回櫟陽慰問蕭何，實際上是對蕭何不放心。蕭何因此便把能夠作戰的本家子弟全部送往前線，等於給劉邦作人質，以表示自己對劉邦並無二心，並及時調遣關中軍卒馳援，劉邦才放下心來。漢高帝十二年時，蕭何又故意利用權勢，以低價賒買百姓的土地，降低自己的聲望，以此向劉邦暗示：我雖為丞相，位高權重，但我隻關心地畝錢財，絕無覬覦皇位之意。四是司馬穰嬖監以虞謗。齊景公破格起用司馬穰統兵抵抗燕晉聯軍，司馬穰擔心權重招謗，便借口自己位卑，難以統禦全軍，要求派一位受尊崇的朝臣作監軍。這樣既能使君主放心，又能減少群臣對自己的猜忌和謗毀。齊景公便遂遣寵臣莊賈為監軍。像這樣的例子，在中國曆史上還有不少。一些有才能的臣子“度柄輕不足以遂事，重則嫌生焉”(唐·劉禹錫《辯跡論》)，於是不得不謀全身之計，以防君主猜忌。那些不諳此道的人就少不了遭疑，甚而蒙受不白之冤。這就使得一些人也逐漸學得狡詐起來，對君主的誠信當然也就大打折扣了。《子華子·北宮子仕》對此斷言：“失不疑其婦，婦必貞；君不疑其臣，臣必忠。”雖然這並不絕對，卻說明要想使臣子誠信，就不能隨便懷疑他們。
（3）容易導致事業失敗
《管子·法法》雲：“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蘇軾《策略·三》雲：“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王夫之雲：“有可信之人，而固不敢信，必敗。”(《讀通鑒論》卷三)他們都指出，是否猜疑臣屬，是興邦定國大業能否成功的重要條件。墨子也把“所言不忠，所忠不信”列為施政“七患”之一(《墨子·七患》)。無數事實證明，他們並非故作驚人之語。劉邦納陳平計謀。離間西楚君臣，項羽果然上當，懷疑其謀士，被尊為亞父的範增暗與劉邦暗中勾結，於是削範增之權。範增忿而離去，項羽不久也就死亡了。曾幾何時，西楚霸王項羽曾一度強於漢王劉邦，但由於他自恃滅秦功高勢強，又疑心太重，不能用人，陳平，韓信相繼棄楚投漢，連謀士範增也得不得信任，終於自刎烏江，使劉邦奪取了天下，劉邦呢，在天下未定之時，胸懷較為寬廣，知人善任，注意納諫，充分發揮屬下才能，建立了漢王朝。但定天下之後，則疑心漸起，“於是張良以神仙自脫，蕭何以謹畏自保，韓信以蓋世之功，進退無以自明”，最後落得個“遂無世臣可倚”，眾叛親離的結局(《陳亮集·王確論如何》)。三國時期的袁紹，劉表也都由於“外寬內忌”，有才而不能用，而未成什麼大氣候，如此等等，可謂“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資治通鑒·漢紀二十》)
因此，一些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皆雲：
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信，三不祥也。(《晏子春秋·內篇諫下》)
非成業難，得賢難；非得賢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信之難。(《三國誌·吳書·鍾離牧傳》注引)
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複使小人參之，害霸。(漢·劉向《說苑·尊賢》)
好賢而不能任，能任而不能信，能信而不能終，能終則不能賞，雖有賢人，終不可用矣(唐·陳子昂《答製問事·重任刑科》)。
由此可見，在用人者疑人與被用者被疑這對矛盾中，用人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麵。“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資治通鑒·漢紀二十》)。蘇軾說得好：“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範增論》)假若項羽並非疑心重的君主，即使陳平再聰明，再能施反間計，何用?魏征也明確指出，之所以“君臣相疑，主要皆由“上懷不信，待之過薄所致也。”“待之不盡誠信，何以責其忠恕哉?”他還說：“夫上之不信於下，必以為下無可信矣，若必下無可信，則上亦有可疑矣!”(唐·吳兢《貞觀政要·君臣鑒戒》)之所以不信任臣下，是以為臣下無可信之人；倘若臣下都不可信，豈不說明君主亦有可疑之處嗎?倒很有點辯證的味道。晉代傅玄指出，執政者若能以誠信待人，那麼即使是缺乏信用的人也會向往恪守信用；以欺詐猜疑待人，即使是有信用的人也會變得狡詐。即：“以信待人，不信思信；不信待人，信思不信。”(《傅子·義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