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執政者如何把握“信而用之，用而不疑”的原則呢?
首先，要慎於取人，經過充分了解，“知其不忠，則勿任而已矣；任以大柄，又從而猜之，鮮有不召亂者也。”(《資治通鑒·晉紀二十二》)所以，“與其用之之疑，曷若取之之慎。”(宋·李覯《強兵策》之六)
其次，對所用之人要以誠信相見。荀子雲：“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即使是父子之間亦是“不誠則疏”，何況上下級之間乃至同仁之間?所以他說：“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荀子·不苟》)王安石、許衡認為，這是“自然感應”原理在領導與被領導關係中的反映，“委之誠者，人亦輸其誠；任 之重者，人亦荷 其重。使上下之誠相照，恩結於其心，是豈禽息鳥視，而不知荷 恩盡力哉!故曰：不疑於物，物亦誠焉。”(宋·王安石《委任》)“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報上，感應之理然也。”(《元史·許衡列傳》)
唐代貞觀君臣是深通此理的。唐太宗指出：“倘君臣相疑，不能備盡肝膈，實為國之大害也。”(唐吳兢《貞觀政要政體》)因此他努力按照依魏征關於“竭誠以待下”的意見去做，與群臣推心置腹，肝膽相照，形成上下“協力同力”的大好局麵。白居易以詩讚太宗道：“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七德舜》詩)北魏孝文帝亦認為：“凡為人君者，患於不均，不能推誠禦物，苟能均誠，胡越之人亦可親如兄弟。”(《魏書文帝本紀》)陳亮則列舉漢光武帝單騎降銅馬和唐將李朔心用降將以擒吳元濟的事實，說明領導者對所用之人必須“示之赤誠，言笑無間，洞見肺腑”(宋《陳亮集酌古論》)，做到“虛懷易慮，開心見誠。”(同上，《論開誠之道》)”。
現實中常有這種情況，你信任他，他也對你忠心耿耿，但他對於其他的人或事卻時有偽詐。這個問題應如何看待呢?王安石認為，“情有忠偽”的雙重性格，為常人所通有，領導者則應是“信其忠則不疑其偽”，“我以其人忠於我心而任之，在它人雖偽何害焉?”(《委任》)如不這樣對待，天下值得信任的人也就不多了。
再次，不聽讒言，不為俗議所左右。領導者與被領導者都生活在這塵世中間，世俗之眾對所有人皆免不了七嘴八舌，說長道短，為領導者所任用的人自然亦是議論的對象。有的出於妒嫉心理或出於自身利害，散蜚語，布流言，甚而至無中生有，惡意中傷。這時領導者如果頭腦不清醒，就會為俗議和讒言所左右，對所信任的人生疑。這種現象，曆史上很多，所以，古人一直把它作為用人之道的一個重要問題來研究。
《管子·宙合》告誡說：“毋聽讒，聽讒則失士。”
《荀子·君道》指出：“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雖欲成功得乎哉”!
《新論求輔》指出，對於所求得之人予以充分信任，有三大難處和兩點限製：
為世之事，中庸多，大材少，少不勝眾，一口不能與一國訟，持孤待之論，幹雷同之計，所疏賤之處，逆貴近之心，則萬不合，此二難也。夫踔殊，為非常，乃世俗所不能見也，又使明智圖事，而與眾平之，亦必不足，此二難也。既所納，有所施行，而事未及成，讒人隨而惡之，即中道孤疑，或使言者還受其尤，此三難也。智者盡心竭言，以為國造事，眾間之，則反見疑，乃壹不當合，遂被譖想，雖有十善，隔以一惡去，此一止善也。材能之士，也所嫉妒，遭遇明君， 壹興起，既得幸之，又複隨眾，弗與知者，雖有若仲尼，猶且出走，此二止善也。是故非君臣致密堅固，割心相信，動無間疑，若伊，呂之見用，傅說通夢，管、鮑之信任，則難以遂功竟意矣。
所以，魏征也指出：“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至治豈可得乎?”(唐吳兢(貞觀政要君臣鑒戒》)領導者要真正做到與被領導者親密無間，無所猜忌，就必須對世俗偏見，流言蜚語、妒嫉心理等保持高度警惕，不受其影響和左右，這樣，才能對所用之人堅信不移，“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疏”(宋蘇洵《嘉集論衡》)，“雖有讒巧不能間也，確然若膠漆之相合。”(宋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七十一)以上下之間的披肝瀝膽、精誠合作來推進事業的發展。
當然，這裏所言信而用之，是對那些真正的人才、忠臣。而對於那些害國害民的小人、奸臣、不僅應疑之、防之，而且要懲之、除之。
2言而有信，信用服人
貞觀二十年，薛延陀夷男真珠可汗病故，夷男的嫡子拔灼為肆葉護可汗，統率薛延陀。拔灼可汗還有個庶弟突利失，拔灼的氣量狹隘，好猜疑，突利失性子急躁，兄弟倆產生嫌隙，拔灼懷疑弟突利失有異心，在為亡父奔喪時，拔灼率兵將庶弟殺死，自立為頡利俱利多彌可汗。他得到唐天子禦駕親征高麗、國中無君主政的情報，竟率軍乘虛襲擊河南，被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恩力所破，敗回薛延陀。
多彌可汗野心不死，又率兵轉寇大唐夏州。
貞觀皇帝在班師回兵途中接到軍報，立即詔令隨征的從弟、江夏王李道宗星夜趕赴西陘，又下旨命執失恩力協同，江夏王急調西北數州軍隊，鎮戍西北邊境。多彌可汗得知中國已有備，就不敢輕舉妄動。
李道宗率軍同多彌對峙，牽製著薛延陀的主力。執失恩力會同夏州都督喬師望，從兩側出擊多彌軍，多彌軍大敗，多彌隻得率輕騎逃遁。三軍奏凱回兵。
回紇諸部的酋長，聽到多彌敗歸的消息，也各出兵進攻薛延陀。多彌應戰又敗，他統治的部族慌亂不堪。多彌還不肯改惡從善、罷兵生息，競變本加厲，廢棄舊臣，親信小人，虎視眈眈，窺伺華夏，並屢派武裝遊騎擾亂。
貞觀皇帝有時一天中竟接邊防數次軍報，忍無可忍，下旨命江夏王李道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杜爾、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恩力、右驍衛大將軍契必何力，還有大將薛萬徹、張儉各率人馬，從東、南、西三路攻擊薛延陀，多彌大敗，率數千騎往西落荒而逃。
回紇酋長吐迷度提兵攔截多彌，猛殺猛砍了一陣，多彌的騎兵大半被消滅。吐迷度率回紇勝兵，乘機入踞薛延陀。
薛延陀的餘眾，共同擁立夷男真珠可汗哥哥的兒子咄摩支為伊特勿失可汗，大家都願聽從號令。咄摩支召集全部散兵遊勇，親率他們還收故土。吐迷度無奈，大肆掠奪後返歸回紇。咄摩支派使奉表奏請唐廷，自去可汗名號，請求居鬱督軍山北麓。
回紇酋長吐迷度怕咄摩支記仇，他借咄摩支新立、唐廷對他不了解之機，也上表誣告。
貞觀皇帝閱了薛延陀的表章，表中言詞懇切，咄摩支又自知其罪，思考很久，打算赦罪恩撫，初定派兵部尚書崔敦禮持詔招撫。詔命尚未來得及發，又接到回紇的表章，表上說：“咄摩支乃真珠之侄，其性不亞於其叔，意懷叵測，將來必有遺患”。貞觀帝對咄摩支一無所知，但“其性不亞於其叔”一語，勾起貞觀帝心中的不滿，當年真珠由唐廷詔立為可汗，開始較恭順，後來羽毛豐滿，屢為寇亂，後患無窮。若咄摩支真似夷男，不可寬縱他。繼後又想，真珠和多彌確實有罪，咄摩支本人並未犯罪，應該分別對待。乃發詔李責力總管繼續統兵西進，詔書中用粗筆體書寫了“相機行事，討撫兼用”二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