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名之法，一曰尊王攘夷。春秋戰國時代，諸侯爭霸，紛爭不息，兵連禍結，民不聊生。鬥爭中，五霸崛起，皆盜用“尊王”旗號，以號召天下。戰國時，周天子權力衰落，無力統治人民，但他仍是天下共主，誰也不能公開反對，而且一個新國君即位，必須得周天子的承認，否則就無法取得統治一個侯國的合法權力。所以周天子至高無上權力，成為諸侯爭霸鬥爭的一麵旗幟，隻有盜用這麵旗幟，才能有力地控製其他諸侯國。
②君權神授。君主專製最基本特征是：君主掌握全部的國家權力，是統治者最高的政治代表。因此，愚民之術最高水準在於使臣民對君主達到迷信程度。由於凡人之間很難產生迷信，所以愚民之術重要途徑，即在人民心中將君主加以神化，借助“神”的權威，以懾大眾。古代人工“造神”的基本手法大致有三種，即君主人種神異化、人身神秘化、人格神聖化。
君主人種神異化。早在奴隸時代，統治者即利用“君權神授”的觀點，將君權與神權相結合。宣揚君主與上帝具有同樣的職能，它們共同支配著人間的一切，作為現實統治者的君王，則成為代天行令的執行者。周人改革商人的崇教觀念，改稱“上帝”為“天”，周王就成了執行天命的“天子”。周朝樂歌中所唱“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詩·周頌·時邁》)，說的就是神是天上帝，君主是地下的“下帝”。君主的統治，就是神的統治。如此這般，誰還敢藐視神的權威?此種神權謊言，即奴隸製時代最早出現的一種愚民之術。
③假借天命。帝王統治權既然得之於天，其統治就當獲得天神的保佑。每當舊王朝覆滅時，奪權者總要宣稱舊朝氣數已盡，天命已經轉移。商湯代夏，誓師時告示眾人：夏王罪惡滔天，上天命我討伐之；武王伐紂，亦告示軍民：商王罪惡滿盈，上帝將其嚴懲，我隻得順從天命，執行上天意旨。隨著時代的演進，光憑奪權者自己口說，已無法懾取眾人，於是他們又從古代巫術中，撿出符命與圖讖等護身符，為自己服務。符命與圖讖均帶有神秘色彩，所不同者，符命有種種征兆，圖讖則類似謎語暗示。符命與圖讖均被視為上帝表示意向的手段。誰能身膺符命或圖讖，誰就得天命的憑證，具有謀取帝位的資格。
④借人成事。矛盾利用，在中國古代封建政治格局中，原屬於腐朽封建官僚之間相互利用、爾虞我詐的一種政治權術。將其用於政治、軍事與外交上，就是強調要善於利用第三者力量，包括製造與利用敵人營壘內部矛盾，如借人成事，借刀殺人，坐山觀鬥，黃雀步後，兩麵開弓，均是古代政治鬥爭中一種詐術。
己所難措，假手於人，不必親行，坐享其利；甚且以敵借敵，借敵之借，使敵不知而為借，使敵既知而不得不為我借，則為巧借。
在封建社會裏，統治階級的“借人成事”之策略，即利用甲之力量打倒乙，然後從乙手裏奪取政權。所以“借人成事”乃篡權的一種過渡方法。在奪權鬥爭中，所以采用“借人成事”，而不直接進行奪權，一是由於力量不足，必須暫時借用他人力量；二是直接奪權輿論壓力太大，必須借用他人進行過渡。中國封建社會如善於玩弄此陰謀者，則費力小而成功大。因為此法含有詭計，亦為現代陰謀家所喜用，其手段多種多樣。
一曰挾詐。使用訛詐與恫嚇手段，從被利用者手中奪取權力。由於此法是用挾詐而取之，故曰偷權。戰國時代，蔡公棄疾，奪取楚靈王之位，即采用此法。史稱蔡公棄疾首先推翻楚靈王，擁立子幹為王，對楚靈王部下進行恫嚇，曰：“新王即位，先歸者複其田裏，後歸者則劓之。”以離散楚王軍士，旋又利用人不知楚靈王下落，使人假稱兵敗。楚靈王兵至，以恐嚇子幹。子幹懦弱，畏罪自殺。然後蔡公棄疾徐徐整旅而歸，坐享其成，一轉手，攫取楚國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