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學科和培育人才則需更多的人員付出極大辛勞，進行如下的推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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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地方文獻前此的研究成果。浙江、廣東、湖南、西北等地，俱已有這方麵的論文。
2
進行專題研究：對地方文獻的源流發展、整理研究，作深入探討研究，並展示未來的趨向。曆次地方文獻各種國際學術研討會所提交的論文，多已編纂成冊，為進一步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礎。可選編為正式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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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寫教材：對地方文獻的定義界說、基本理論、學說發展和利用功能等方麵，約集專家，分頭進行，編寫係統、全麵、完整而適用的入門教材。據知浙江袁逸先生已擬就一份《地方文獻概論》的綱目，希望有誌者能給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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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專著：這是豐富完善學科理論，奠定學科基礎，確立學術地位的必要途徑。已故文獻專家林天蔚教授的遺作《地方文獻研究與分論》和內蒙古大學張利先生即將出版的《中國西部地區地方文獻資源論稿》都是精心研究的專著。專著的日增，將鞏固地方文獻的學術地位。
如果上述各項工作都能在不長時期內有令人矚目的成績和豐碩的成果，那麼，地方文獻學科的建立，自然水到渠成，而大量專業人才的湧現，也必指日可待。我期待這一現實很快地到來！
2007年10月初稿，2007年12月修改稿
（《地方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北京）上的發言，2007年10月16日）
一、古籍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根本立足點
中國有五千年的悠久曆史，如據浙江省跨湖橋的古獨木舟的發現當為八千年。隨著曆史車輪的滾動，中華文化日益豐富多彩，經過先民的口耳相傳，結繩契刻，到文字的產生。從周秦以來（一說從商，但尚無實物可證），中華傳統文化就有了以竹木為材料的特定載體。形成中國的最早圖書——簡書，為中華文化提供了根本立足點，以後又逐漸發展為帛書、紙書，而在裝訂形式上亦從卷軸、方冊、魚鱗、蝴蝶、包背到線裝，構成中國藏量極大的書群，這就是古籍。
中國古籍數量之多，已難確切估計，隻能用汗牛充棟和浩如煙海等詞語來形容。但珍惜古籍卻緣起甚早，公元前206年10月，劉邦入鹹陽，首先命蕭何搜集圖書。惠帝時，又“大收篇籍”，使散失的圖書適時地搜集和典藏。直到武帝時，已是“書積如丘山”，成帝時為檢查圖書的存佚就在劉向父子主持下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整理編目，將國家藏書分為六類，編成《別錄》與《七略》。當時統計，國家藏書已有13219卷。曆代由於天災人禍，圖書有聚有散。東晉李充以西晉荀勖《中經新簿》校存書，不過3014卷，唐初撰《隋書·經籍誌》，已著錄達89666卷。下垂清乾隆時，《四庫全書》著錄之書為3461種79309卷，存目收錄之書為6793種93551卷，合共收書10254種172860卷，幾乎涵蓋了清乾隆以前，尤其是元代以前的各種主要著作，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古籍藏量。
這些古籍從《七略》六分以來，經過魏晉以甲乙丙丁為序的四分和南北朝的七分、五分，而《隋書·經籍誌》則明標經史子集的四分。古籍分類，至此底定，而相沿至今未變。這經過不斷製作、搜求、典藏、整理的大量古籍中，包容著自然和人文兩大內容。古今中外，各門學術，無不納其中。是以中國古籍可稱中華傳統文化之總彙，也即時尚所謂國學之所在。質言之，今所謂國學，即經史子集之學而已。君若不信，試舉國學任何一種著述，能越經史子集之範圍者幾希！
二、保護古籍珍惜遺產
中國古籍如此浩繁，從竹木簡書到宋元善本，以至一般古籍，都是先人留給我們的珍貴遺產。作為中華子孫隻有繼承與保護的責任，而不能坐視其被損壞與棄置。但現實生活中由於缺乏保護理念與應有的修複措施，以致造成某些蠹食鼠齧的慘狀，令人心痛。當前的重任就是保護好古籍。保護古籍主要是三條渠道：
其一是原生性保護。古籍隨著歲月的移動，或為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損傷，或因人為的摧殘，以致造成殘缺破損。因此原有的古籍就需要加以保護，主要是改善庋藏條件和修補殘損。中國對藏書，曆來注重保護，特別是私人藏書，更為藏家所珍視。從漢代開始，就用竹製小箱子——篋，分類置放圖書。東漢以後，進入紙書時代，用黃檗染紙防蠹。魏晉時，曹曾築石窟藏書。隋煬帝雖多為後世訾議，但他分三類抄存副本，保存大量古籍的完整。明人範欽築天一閣為藏書所，亦為人所熟知。他更製定許多防火、防蠹、防潮、防散失等保護措施。時至今日隨著科技發達，若幹防護設備，日臻完善。尤其是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古籍修複技術，代代相傳，技藝日精，許多殘破古籍經過修補、墊襯、描畫，妙手回春，恢複原貌，保存散失。這對古籍無異是進行生命的搶救。大部分讀書人對原生性保護尤為注意，北齊顏之推在《家訓》中曾說：“借人典籍，皆需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或有狼藉幾案，分散部帙，多為童稚婢妾之所點汙，風雨蟲鼠之所毀傷，實為累德。”近年來，國家圖書館定期在各地舉辦全國範圍的修補培訓班，有意識地培養古籍修補專業人才，實為延續古籍生命的善舉。
其二是再生性保護。再生性保護的手段，曆史上是傳抄、刻印，而當代則是再造。在雕版印刷發明以前，主要靠書手受雇傳抄。雕版時代為閱讀方便，配補不足，或恢複散失，也有單冊抄寫的。如西晉文學家左思的《三都賦》成，“豪貴之家競相抄寫，洛陽為之紙貴”。1924年在新疆鄯善出土晉人手鈔的《三國誌》殘卷，上有《虞翻傳》和《張溫傳》，共80行1090字，惜原卷已流入日本。正因抄書日漸普遍，社會上出現傭書的專門行業。有些藏書家在所藏毀損後，又大量抄存，形成大規模的再生行為，如元初王應麟家，藏書萬卷，毀於兵火，其子王世昌重加抄纂，終得恢複原貌。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藏書家參與和推行刻書活動，不但刻自己的著作，更多的是刻印重要古籍。有的藏書家更提出刻印珍本秘籍，明末清初的藏書家曹溶所撰《流通古書約》中就希望有財力的藏書家將未刊布的古人著作，“壽之棗梨，始小本，汔巨編，漸次恢廓四方，必有聞風接響，以表彰散佚為身任者”。晚清的張之洞在《書目答問》後專附《勸刻書說》一文說：“且刻書者，傳先哲之精蘊，啟後學之困蒙，亦利濟之先務，積善之雅談也。”清代學者的大量刻書為中國古籍的再造、增量起了重要作用。當前國家圖書館的古籍再造工程，則是在更精細完美的情況下，對古籍進行再生性擴量保護，對充實館藏，普及傳統文化，產生極大影響。
其三，加強流通，開拓流通。流通是書籍的重要功能之一。文字載體如無流通，則失去傳播和傳遞的曆史作用。古籍的流通，曆來靠兩種途徑，一是讀書人間通過借鈔交換，有無相通。明末藏書家李如一就持“天下好書，當與天下讀書人共之”的觀點，所以他“每得一秘書遺冊，必貽書相聞，有所求借，則朝發而夕至”。許多大藏書家都願接待學者進樓鈔書，明末黃宗羲在天一閣大量鈔書而自名其藏書樓為“鈔書堂”。《流通古書約》中還提出了在流通中保存古書的主張，他主張藏書家“各就觀目錄，標其所缺者”，“視其所屬門類同，時代先後同，卷帙多寡同，約定有無相易”，也可以將己有人無之書“精工善寫，校對無誤，一二月間，各齏所鈔互換”。另一途徑是通過市場，古籍進入市場始於漢，著名哲學家王充家貧，就靠在書肆讀書而成大學者。圖書市場到明清時代已基本形成，如明代在北京、蘇州、杭州等地，都有專門的書市，有一定的行市及價格標準。胡應麟的《少室山房筆叢》稱：“本視其鈔刻，鈔視其訛正，刻視其精粗，紙視其美惡，裝視其工拙，印視其初終，緩急視其用，遠近視其代，又視其方。合此七者，參伍而錯綜之書之直之等定矣。”清代的慈恩寺、琉璃廠都是北京的書市，許多學者為便於求書，多僦居附近。琉璃廠書市，至今不廢。這種流通使圖書得以流傳，廣泛應用，實質上等於為古籍擴量和保護。近年舊書業順應市場經濟的發展，讓古籍走上拍賣市場，使古籍成為商品，客觀上對古籍有保護作用。而我國若幹大館，館藏古籍複本較多，如《史記》有一二十套，《四庫全書》有數套，若能通過市場調劑，則各缺藏館得以充實而知所珍惜，大館也可以調劑書款，增補所缺。兩贏之勢，何樂不為？
三、了解和研究古籍是古籍發展的前景
無論是原生性，還是再生性的保護，都應屬維護行為而非創意行為。我們不能僅僅停留在保護古籍不受損傷的階段。我們應對古籍基本情況有所了解，進而全麵研究，使古籍能更完美，更便於使用。曆來除官方的整理研究外，藏書家和學者都在妥善保護古籍的基礎上，對古籍的內涵和外延各方麵均有所研究，如宋代的宋綬、宋敏求父子，對於搜求典藏的古籍，“日夕校勘”，以聚子孫讎對經籍為樂事，他們研究完善古籍的成就：一是著意校書，家多善本；二是收集散失，編選書籍；三是著書立說，再創新籍；四是總評得失，建言整理，對古籍的完善作了重要貢獻。清代學者對此有更顯著而巨大的貢獻，可以說幾乎所有的清代學者都對古籍進行過豐富完美等創意性工程。他們在研究古籍的過程中，逐漸形成校勘、版本、目錄、考證等專學。這四學構成清學的四大支柱，為乾嘉樸學奠定堅實的基礎，提高了古籍的質與量，至今文史學者猶受其惠。在完善內涵之外，他們又做了大量的外延工作，對多種古籍撰寫了注、補、表、譜、考證等新著，如一些知名學者為二十四史增補了史誌目錄，使中國自漢至明連綴成貫通的圖書目錄。這是圖書文化中罕見之舉。因此清人著作成為了解和研究古籍的門徑，清末張之洞與諸生討論讀書不必畏難之事說：
“讀書一事，古難今易，無論何門學問，國朝先正皆有極精之書。前人是者，證明之；誤者，辨析之；難考者，考出之（參校、旁證）；不可見之書采集之。一分真偽而古書去其半，一分瑕瑜而列朝書去其十之八九矣。且諸公最好著為後人省精力之書：一搜補（或從群書中搜出，或補完，或綴輯），一校訂（訛脫同異），一考證（據本書、據注、據他書），一譜錄（提要及紀元、地理各種表譜）。此皆積畢生之精力，踵曩代之成書而後成者。故同此一書，古人十年方通者，今人三年可矣。”（《軒語·語學》）
這對我們準備進而了解、研究古籍是很好的啟發。當前，我們從事古籍工作的同行，有不少朋友已經登堂入室，結有豐碩成果。我曾讀過他們有關古籍的著作，不僅對古籍領域的研究作出貢獻，擴大了藏書量，也是對古籍行業從業人員的一種示範和激勵。因此，我提出兩點建議，與同行們商榷：
一是古籍從業人員不能停留在單純保護上，而應進一步了解古籍，研究古籍，不僅保護好古籍，而且發掘其蘊藏，為傳統文化提供研究依據和創造古籍新著，為古籍擴量盡力。
二是清人校讀整理古書和創作古籍新著，可以說是空前的。他們的成果為後人大大地減負。所以我認為，“讀古書當讀清人有關著作”，把清人的研究成果作為我們進修的階梯，是十分必要的。
（2008年11月11日在天津古籍年會開幕式上的發言）
（《文史知識》20093）
一、說筆記
筆記之體，始於漢魏，興於唐宋，盛於明清。筆記的特點，內容為“雜”，形式為“散”。故曆代著錄多入雜家與小說家。《隋誌》入《風俗通義》於雜家，入《世說新語》於小說家。《宋誌》入宋祁《筆錄》（《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四著錄《筆記》三卷，即此書）於雜家，入釋文瑩《湘山野錄》於小說。《四庫全書總目》於雜家、小說家之下，又分多屬，如雜家類入《容齋隨筆》於雜考之屬；入《夢溪筆談》、《居易錄》、《池北偶談》於雜說之屬；入《韻石齋筆談》於雜品之屬；入《鈍吟雜錄》於雜編之屬；而《天香樓偶得》、《天祿識餘》則存目於雜考；《冬夜箋記》、《筠廊偶筆》則存目於雜說。其小說家類，“凡裏巷間談詞章細故者”，如《清波雜誌》、《癸辛雜識》等均隸於記錄雜事之屬。他如《今世說》、《隴蜀餘聞》則存目於雜事之屬；《板橋雜記》、《簪雲樓雜記》則存目於瑣語之屬。後此著錄大體遵四庫成規。
筆記的類別，據劉葉秋《曆代筆記概述》一書，大致分為三類：即小說故事類、曆史瑣聞類和考據辯證類，尚未擺脫混同筆記與小說的痕跡。又王多聞在其筆記雜說中分為雜記、雜說和雜考等三類。則已摒除誌怪及傳奇等小說家言而存筆記之真實含義。
曆代筆記數量尚無確實查考，而清代筆記數量，則確已超越前代。《聽雨軒筆記》跋中曾雲：“康熙間，商丘宋公漫堂、新城王公阮亭，皆喜說部。於是海內名士，人各著書。今彙集於《昭代叢書》初二兩集者，不下數百種，較之前明百家小說已倍蓰矣。”若再增入其他叢書收錄本及單行本，則其數量必相當可觀。所謂筆記至清而極盛，信然！
這些筆記雖體例不一致，價值有高下，但有論有敘，或莊或諧，各有所取。更由於筆記多是作者興之所至，隨筆而寫，情意率真，較少做作，故多清新可讀。有的甚至是嘖嘖人口的上乘佳作。尤為可貴的是其中保留了若幹真實的曆史資料，可補正史之不足。這樣一筆數量眾多，內容豐富的文化遺產，理應受到人們，尤其是清史研究者的重視，並作為重要的史源加以開發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