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說清人筆記
清人筆記既有較長發展的曆史基礎，更有大量的儲存可供開采，可惜相沿為傳統觀念所囿，視筆記為叢殘雜書，使它長期遭受漠視。即有讀者，也不過以之作遣興談助，而真正作為史源大量采擷者，尚不多見。這筆遺產究其蘊藏量若幹，一時尚難作出近似估計。但僅就我曆年經眼的近四百種清前期筆記中，可供論述史事的史料，殆過千條以上。我曾據此撰文五篇（《清代前期的商業》、《清代前期的商人和社會風尚》、《清代前期地主階級結構的變化問題》、《清代前期江浙地區的飲食行業》、《從〈閱世編〉看明清之際的物價》）。除此之外，還有許多涉及各個方麵的有價值史料，特摘取若幹條，以作例證。
1
政治史料
清朝入關建政後，對東南漢族縉紳地主，采取裁抑政策，屢興大獄。哭廟、奏銷、通海諸案，無不對此而發。王家楨《研堂見聞雜記》、董含《三岡記略》、葉夢珠《閱世編》及《陳鴻莆變小乘》等均有所記，如順治十八年“奏銷案”起，部文至閩，“錢糧欠二兩者，紳衿解京定罪”（海外散人《榕城紀聞》）。康熙初除嚴刑追比外更辱及人身，江蘇長洲縣令彭某製紙枷、紙半臂，“使欠糧者，衣而荷之，有損則加責罰”（褚人嚄《堅觚四集》）。雍正時仍在彙追舊欠。“凡係舊家，大抵皆破”（黃《錫金識小錄》）。
清代吏治腐敗，殘民以逞，苛索勒征等事，筆記記其為害之烈獨詳。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屈大均《廣東新語》、徐昆《遁齋偶筆》、王應奎《柳南續筆》、楊光輔《淞南樂府》、許仲元《三異筆談》等，無不有具體記述，足備史征。
典製為政治生活中要務，其掌故細節，非求之筆記不可。王士禎《香祖筆記》、彭邦鼎《閑處光陰》、昭梿《嘯亭雜錄》、福格《聽雨叢談》、陳康祺《郎潛紀聞》及《燕下鄉脞錄》、英和《恩福堂筆記》、繼昌《行素齋雜記》、方浚師《蕉軒隨錄》……等等，均有較多有關典製條目。為一般政書專著所不及。
2
經濟史料
土地所有製為封建經濟的基礎，欲知占有土地之巧取豪奪手段及經濟地位之升降等細節，即需從筆記中求索。黃《錫金識小錄》、葉夢珠《閱世編》記置田棄田之心態變化。王家楨《研堂見聞雜記》、談遷《北遊錄》等論世家之淪落。
物價是經濟生活中的重要問題，一些記載失之於籠統，往往多作“物價騰湧”等文人之筆，而筆記中則記載具體，頗可采擇。葉夢珠《閱世編》記清初上海、華亭、南彙等縣十餘種生活必需品和手工藝品的物價極細。並以比較各年的價格升降，來論斷順、康時期的土地和民生狀況。農業經濟中商品經濟的發展趨向，在王士禎《香祖筆記》、阮葵生《茶餘客話》、柴桑《京師偶記》和鈕琇《觚》等筆記中均有所記。
關於手工業經濟的記載當推屈大均《廣東新語》為最，範圍既廣，描述亦詳。舉凡鑄鐵、釀酒、製陶、織葛及製紙諸業，均有詳細記載。許多特種手工業常被漠視，而風土筆記中保存甚多。如周生《揚州夢》記揚州漆器，周亮工《閩雜記》記福建五種工藝絕技皆是。
3
社會史料
社會各階級、階層生活狀況與社會風尚，其他著述多言及地主與農民之大者，而於城市居民則一般言之不甚確切。筆記中則明載其具體情況，如佚名《燕京雜記》記京師開業醫生，範祖述《杭俗遺風》記杭州錫箔工、縫洗工、廚司、埠夫等，李鬥《揚州畫舫錄》記廚行承辦宴席情況，尤為具體詳盡。顧祿《清嘉錄》記蘇州窮苦居民，無一技之長，常在玄妙觀為人“裝水煙為生，逢人支應，以些少錢回贈之”。
遊民為重要社會問題，一般注意穿州過縣遊民群活動，而於其謀生方式則較少注意。嚴如《三省山內雜識》記川楚邊界棚民生活方式頗詳。李鬥《揚州畫舫錄》、顧祿《清嘉錄》等記揚州、蘇州等地說唱、雜技、優伶、娼妓、地棍、流氓、乞丐、驛卒等遊民層的營生。至於社會風尚，隨著社會經濟狀況的變化而與前有所不同。董含《三岡識略》記紳商關係的變化，張宸《平圃雜記》之記生活儉奢變化等。
4
文化史料
考據辯證類筆記是清人筆記中大宗，這些著作都是學者考訂文字，注釋名物之作，對文獻研究提供了方便。沈濤《交翠軒筆記》、《銅熨鬥齋隨筆》及《瑟榭叢談》等作都是考訂古籍及讀書雜錄。另有一種是兼及傳聞掌故與社會生活的雜考之屬，如高士奇的《天祿識餘》、王應奎《柳南隨筆》正續、梁恭展《池上草堂筆記》、毛祥麟《墨餘錄》等對事物原始，方言俗語，小說戲劇，均有涉及。至於社會一般文化生活，如戲班、戲園、伶人等逸聞往事，則多自筆記中搜求。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之記京師四大戲班，張昀《瑣事閑錄續編》之記伶人餘三盛。甘煦《白下瑣言》之記南京戲班藝人之絕技，陳作霖《炳燭裏談》之記南京戲園，倪鴻《桐陰清話》之記廣州戲園等。
上述四方麵的史料，僅為掇拾示例，借以明筆記史料之價值，用以誘發學者挖掘此一遭漠視之史源，非敢妄言筆記史料地位之超越其他。
三、說《清人筆記隨錄》
我少時好讀雜書，其間以讀筆記為大宗。因其內容為雜，形式為散，既可以其涉及廣闊而開拓眼界，又可以其各自成段，篇幅不長，便於隨讀隨放，而得怡然讀書之樂。每讀一種，輒以小箋考其撰者生平，錄其序跋題識，括其要點卓見，論其評說得失，甚者摘其可備論史、談助之片段，時有所獲，不禁瞿然而喜。固非若讀正經、正史之需正襟危坐，全神貫注，久而乃有肩山石壓之苦。我以專攻於有清及近代史事，乃於課餘，不時瀏覽清人筆記，曆時十年，時讀時輟，積數當在百餘種之譜。上世紀50年代之初，執教南開大學，口講指畫，間引筆記史料，頗增課程情趣，乃決意整理散箋成文，以求廣為人用。又經十年，整理提要近百餘篇，其有關學術、典製、人事、風情、傳聞、異說、物產、奇技，無所不包，幾如身入寶山，目不暇給。文稿裝成二冊，敝帚自珍，視若枕寶。不意“文革”之火驟起，各種積稿盡付一炬，痛心疾首，情難自已！深惟手腦尚健，殘箋幸存，遂默禱上蒼，誓以有生之年，重整成書。70年代之初，奉命躬耕津郊，鄉居四年，每於農隙，整理殘缺，次第恢複舊稿，先後再成《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林則徐年譜》二書，並新撰《古典目錄學淺說》。80年代之初，國運振興，百事入軌，遂於公私蝟集之餘，再次修訂各稿，並獲梓行。80年代之末，乃著手重修筆記提要之作。並以《北遊錄》一篇居首，以談遷重纂《國榷》之誌自勖。
舊篋所存隨手劄錄之筆記殘箋，尚有百餘種。其中以清人筆記為主，而以清前期者為多。其純為談奇說怪，因果勸誡之作，如康乾時史震林所撰《西青散記》四卷，主要記仙子臨壇乩語，多荒誕不倫；乾隆時沈起鳳所撰《諧鐸》十二卷，所記不外因果報應，善善惡惡之說；同光時宣鼎所撰《夜雨秋燈錄》三集共十二卷，內容多說因果報應，神怪詭異，歌場奇遇，娼女韻事等，均與征史論事無補，雖有成稿，亦皆屏而不錄，尚得百種有零。於是略循向、歆遺規，每種一文，記述撰者生平，內容大要，有關序跋，備參資料，版本異同等。其一人多種，皆附一人名下，全書所收作者，上起生於明而卒於清者，下止於生於清而卒於民國，而需其所著成於清者。排次以撰者生年為序，其難定確切生年者，則列於有具體生年者之後，而以姓氏筆畫為次，俾讀者能按人求書，因書究學。至世紀之末，舊稿並新增，整理成篇者，達二百有零，約近五十萬字。若待竭澤而漁，勢所難能。且年登八秩，精力就衰，一時難有增益。於是近一年之力，通閱全稿，詳加編訂。因所記均為清人，而體例又為隨手劄錄成篇，故定名曰《清人筆記隨錄》，謀付剞劂，一以了五十餘年經營之願，二以供學人翻檢之需。如天假以年，定當依次撰文，續編成書，仿容齋遺意而將以二三編為序，則此編當可膺《初編》之實。
曆年翻讀筆記，時見有可備證史之社會經濟史料，頗足征信。乃隨手劄錄，積存若幹。及《隨錄》編成，竊惟所錄史料未可貨棄於地，遂去蕪刪繁，輯成《清人筆記中社會經濟史料輯錄》，贅於《隨錄》之後，或可備使用者節勞增壽，亦不失學以為人之道。
是書著手之始，中華書局何英芳女士與崔文印先生，曾頻予鼓勵，並麵約此稿。迨本世紀之初，書成之際，又得柴劍虹先生大力推動。唯當時中華書局當軸，醉心時尚，傳統舊學，一時尚難入選。轉瞬二年，人事變幻，舊規重光，《隨錄》乃得古籍二部馮寶誌主任青睞，入選計劃。老友崔文印先生，複自承責編之任，助成其事。南開大學校友、南京師範大學學報編輯部副主編陸林先生於百忙中為通閱全稿，多所訂正。老友戴逸教授高年事煩，為本書撰長序，均感厚誼。區區拙作，乃承多方相助。特致謝意！
四、一點自糾
從事著述，總希望自己的著作完美無缺，能給人以裨益；但往往在成書以後，又不斷發現錯漏，引致自己的無盡悔意，始知古人不輕付棗黎的謹慎。《清人筆記隨錄》盡數十年積累之功，垂暮之年，整理成書問世，內心喜悅，難以言喻。而各方鼓勵之詞，益增快慰。直諒多聞之友，雖時有指疵摘瑕，亦多婉轉陳說。持書循讀，確有字句錯訛謬誤之處，心怦怦然，而最不可諒者，則為敘事缺漏與論述悖迕。靜夜深思：個人得失事小，貽誤後來事大，若隱忍不發，希圖蒙混，則中心愧怍，而有負讀者，遂決然舉二例以自糾。
其一：《永憲錄》條，原著錄蕭奭著。有友人指出當作蕭奭齡，並告以此為李世瑜先生在《有關永憲錄的幾個問題》（《中國曆史大辭點通訊》1980年第3期）中所披露。該文稱：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原為李盛鐸保存的抄本，內容比中華書局印本多出十幾萬字。作者名為“蕭奭齡”，印本題作“蕭奭”，有脫字。此為我讀書未遍之病。
其二：《南江劄記》條，我寫了如下一段文字：“劄記卷四《辨後出師表》之非偽，與時人偽作之說相歧。今人盧弼《三國誌集解》引何焯非偽之說，即為《南江劄記》之文。何氏不注邵氏之說而以為己說。盧氏博學，何能未讀《劄記》而為何焯所欺。”
此段文字大誤，何生於1661年，而邵氏則生於1743年。何先邵後，相差八十餘年，而我妄憑記憶，錯下結論，以致後先顛倒，混淆是非。我於平日多次告誡學生：勿恃記憶，應勤於翻檢。而自己高年成書，記憶本已減退，而我未能身體力行，著筆時仍不細加查對，貿然論事，致鑄大錯，已深感汗顏。不意有友人竟以此條譽我讀書之細，實令我無地自容，幸有他人指出此段文字，生年顛倒，論述有誤，應刪除其說。此不僅為自己有誤，更以己誤而厚誣何、盧先賢，則罪疚更深。
即此二例，使我深感學問之道，萬不可掉以輕心，少有疏懶，即鑄大錯，更不得以高年目眵為自辨，特自糾如上，並向讀者致歉。
二○○五年八月揮汗寫於南開大學邃穀，時年八十三歲。
建安文學是中國文學史上的輝煌豐碑，而作為眾望所歸的領袖是三曹，但居其中的曹丕則為其父曹操、弟弟曹植的光芒所掩，顯得有點黯然。可細究一下，曾丕卻幹了兩件為父與弟所不能及的大事。一件是曹操已經權侔天子，帝位唾手可得，但總是羞羞答答，不肯冒奪位的大不韙。曹丕則在政治上雄才大略，敢做敢當，一舉易漢為魏，從漢天子手中把江山拿過來，成魏、蜀、吳三足鼎立之勢，開魏晉六朝的局麵。並追封曹操為太祖武皇帝，讓老爸足足過了把死皇帝的癮。第二件事是在文化上的創見，他是文學評論家，寫了專著《典論》，可惜已佚，隻剩下論文一篇，成為千古名作，這篇“典論論文”過去在世界書局所編高中國文課本中就選入過，所以我在六十多年前就把“文人相輕，自古而然”這句話深深印入腦海，後來也常聽人說“文人相輕”的故事，但首揭文人此一劣根性的，則是曹丕。他總結前世，又垂教後來。也隻有曹丕讀的書多，結識的文人也多，才能洞察文人這一痼疾。可惜他未能尋求到病源，以致千數百年痼疾得不到醫治，更難獲根除，終成中華文明不可救藥的惡劣基因。
“文人相輕”的例子很多，隨手就能拈幾個。在曹丕以前，如李斯與韓非都是荀子的學生，因秦王欣賞韓非的才華，李斯由妒生恨，終以政治手段將韓非迫害致死。班固因看不起司馬相如和揚雄，視他們論頌漢德的文章不是“靡而不典”，就是“典而不實”，於是自己動手寫了“典引篇”以述敘漢德，炫露自己。在曹丕之後，如晉嵇康之冷淡鍾會，不與相交，唐盧照鄰之恥居楊（炯）後。宋明以後，下至於清，各樹門派，成為群體相輕，各以所長，攻其所短。“文人相輕”之風日烈。晚清有個李慈銘，其相輕者已非個別對手，隻要大致翻翻他的幾十冊《越縵堂日記》，被譏評斥罵的對方，已是比比可見。但是他們都是對具體人的相輕，並沒有像曹丕那樣，宏觀地予以概括。而重新重視這一口號的，則是近代大文人魯迅。
魯迅一生在文人圈子裏生活，當然最為關注有關文人的事，他的許多文章都有或多或少臧否文人的語句，特別是在他生命最後年代裏，他似乎異常重視“文人相輕”這一口號。他在1935年，連續寫了七篇論文人相輕的文章，反複講這件事。魯迅確是目光犀利，不同凡響，他對曹丕的“文人相輕”的口號有重大的突破，他在《五論》一文中，認為“相輕”之說隻是站在旁邊看文人在輕來輕去鬥的第三者。而真正卷入窩裏鬥的隻有“被輕”和“輕人”兩種。他還提出三種“輕”之術：一種是自卑，一種是自高，一種是“隻用匿名或由‘朋友’給敵人以批評”。其中自高似是曹丕所界定的一種，即“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那就是“輕”有其必然，有非被“輕”不可的必然。至於自卑和隻用匿名則似是後來的發展。魯迅的《七論》和其他一些文章，看起來是在批評“文人相輕”這種文人痼疾，不過他也借此“輕”了一大幫子，如輕周作人是“老京派”，輕魏金枝的“無是非”，輕林語堂的把晚明小品“點破了句”，輕邵洵美“有富嶽家，有闊太太，用陪嫁錢，作文學資本”，輕施蟄存為“洋場惡少”等等等等，看來“文人相輕”，賢者不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