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曹丕還是魯迅，看到說到的都是“文人相輕”的陋習，而忽略了文人還有“相親”的美德。在史書和傳說中，文人相親的故事有很多。羊角哀與左伯桃，管仲和鮑叔相親的故事，早已膾炙人口。曹丕雖然大論“文人相輕”，但讀他的《與吳質書》，足見其思念之深，相親之厚，令人欣羨不已，李白一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成為千古傳誦的友情名句。宋朝的歐陽修與王安石在政治觀點上不同，但歐九很推重介甫的文才，寫了一首詩，表達了極深的友情，詩雲：“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既有推重，又有慰藉！
“文人相親”不能隻理解為感情上的親密無間，而更重要的是能互補互幫。前些時候，聽說演員黃宏幫競爭對手改歌詞，一時傳為美談，這當然是雅習，值得學習。其實，早在南朝梁時，有一位目錄學家阮孝緒，是一位無錢無勢的處士，耗費心血，曆盡艱難，在編一部反映當代文化積累和成果的名為《七錄》的目錄書，當時另有一位入《梁書·文學傳》的劉杳，是個“自少至長，多所著述”的名人，曾撰《古今四部書目》草稿，但當劉杳獲知阮孝緒正在編撰《七錄》時，就毫不猶豫地把自己抄記的資料和草稿，全部贈與阮孝緒，以助成《七錄》的成書。後來阮孝緒在《七錄·序》中也表達出感謝之情，劉的不隱秘所得，阮的不負重托，充分體現“文人相幫”的風範。明清之際的文學家侯朝宗，很多人都知道他和李香君“桃花扇”哀豔悱惻的韻事，而對其文學成就則知之尚少。侯朝宗的古文創作在當時已是名滿天下，與三魏、錢謙益等，並有文名。他之所以能如此，與他和不甚知名的好友徐恭士交往切磋有關。康熙時名公宋犖所撰《筠廊偶筆》所記侯朝宗求教事，極為動人。記雲：
“侯朝宗以文章名天下，睥睨千古，然每撰一篇，非經徐恭士點定，不敢存稿。一日燈下作《於謙論》，送恭士求閱，往返數次。恭士易矣字、也字數處，朝宗大歎服。時夜禁甚嚴，守柵者竟夜啟閉不得眠，曰‘侯公子苦我乃爾！’此事餘曾向汪鈍翁、王阮亭言之，共為稱快。鈍翁常與人曰：‘聞牧仲（宋犖字）談朝宗事，令人神往！’”
汪琬、王士禎均為當時著名文學家，知宋犖所言非虛語，方在士人間傳說。侯、徐設非“相親”，何得如此切磋文字？侯能真心求教，徐能不吝賜教，毫無芥蒂，足以見二人之絕非“相輕”矣。
文人之不能相親，多在自視甚高，而目無餘子。其學殖深厚自持謙抑者，多能見人優長，自知不足。遂日益相親。若顧炎武，當時後世，無不推為學術巨擘。他曾為表明尊重他人，嚴於律己之誌。自著《廣師篇》，與當代學人一一衡量，其文說：
“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錫闡；讀書為己，探頤洞微，吾不如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爾岐；嘯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山；艱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容；險阻備嚐，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聞強記，群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彝尊；好學不倦，篤於朋友，吾不如王宏撰；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召。”
王錫闡、傅山、吳任臣、朱彝尊等人都是當時一流學者，至今猶在學術史上占有重要席位，顧炎武在這篇《廣師論》中，以人之長，校己之短的謙抑態度，迥然有別於以己之長，攻人之短的“文人相輕”的惡習，而表現出一種“文人相親”的氣度。這就無怪乎晚清時人陳康祺把此文引入其所著《郎潛紀聞》卷八，並按其事而感歎雲：“今鄉裏晚學，粗識徑途，便謂朋輩中莫可與語，誌高氣溢，宜其盡矣！”這段話應稱確評。
《廣師論》對後來有一定影響，顧炎武的學術後輩劉逢祿曾仿其文意撰《歲暮懷人詩小序》，其文曰：
“敦行孝友，勵誌貞白，吾不如莊傳永；思通造化，學究皇墳，吾不如莊珍藝；精研易禮，時雨潤物，吾不如張皋文；文采斐然，左宜右有，吾不如孫淵如；議論激揚，聰明特達，吾不如惲子居；博綜今古，若無若虛，吾不如李申耆；與物無忤，泛應曲當，吾不如陸劭聞；學有矩矱，詞動魂魄，吾不如董晉卿；數窮天地，進未見止，吾不如董方正；心通倉籀筆勒金石吾不如吳山子。”
陳康祺將此文又引入其所作《燕下鄉脞錄》卷五，似有針砭時弊之含義。我今不憚其煩地引錄顧、劉二文入篇，實以當今“文人相輕”之風，不僅未殺，且更熾烈，或張揚環顧，旁若無人；或偶有不洽，即飛短流長，攻擊謾罵，甚者對簿公堂，赤膊上陣，已由“相輕”進而“相敵”。苟能以顧、劉為鑒，共相切磋，互為補益，直諒多聞，則自可得顧、劉之遺風。
至於以個人心血所聚，毅然傾囊相授，以促成事業，如劉杳之贈稿與阮孝緒者，近代亦有其例。如林則徐與魏源，交誼甚篤。林則徐在赴戍途經鎮江時，會見魏源，二人同居一室，對榻傾談，談戰局，談未來。林則徐把自己積累的《四洲誌》材料，全部交給魏源，希望他編撰成書，魏源不負所托，終於撰成影響及於海外的名著《海國圖誌》。這是多麼令人神往的金石相契的交情！可惜這些故事比談“文人相輕”的少得多。因而削弱了改變文人陋習的作用。
“文人相輕”與“文人相親”，雖隻是一音之轉，但其效應則大不相同。“文人相輕”自從曹丕概括性提出來以後，一直喊了千多年，而“文人相親”則一直沒有人站在高處，振臂一呼，像曹丕針砭“文人相輕”那樣，對“文人相親”的美德，倡之導之。
“文人相親”的口號終於在2003年初春，由一位高層領導在兩次學術性集會上，一再呼籲，希望文人學者們從“相輕”走向“相親”。“文人相親”的事實，雖然古已有之，但像曹丕那樣正麵而響亮地總括出“文人相輕”那樣的警策語還沒有。不意在新世紀興辦大的文化工程之際，竟能完整地提出“文人相親”這一口號，對針砭積弊陋習具有重要作用，更是醫治文人痼疾的良方。至少提示文人學者們朝這個方向走。當然做起來並不容易。掌握分寸也很難，例如“相親”是否還能爭論和駁議？我想不僅應有，而且應有一種相互補益的“相親”，而不再攻人所短，炫己所長，甚至涉及人身。我曾經遇到過兩個自認為是“文人相親”的實例：邵燕祥和朱正是我的兩位好友，大家很談得來，如從人際關係看，足稱得上是“相親”，但在文字商榷上，則都能實事求是，對事不對人地相互切磋。邵燕祥曾寫過一篇《讀來新夏的隨筆》，寫得很親切，但是對我寫的《張東蓀其人其學》一文中的一番議論，提出了質疑。我在文中說：“張東蓀一再強調‘說自己的話’，從個人操守來說，無可厚非。但如果不考慮特殊條件和客觀現實，不深入體會曆史的陳跡和世態變化，往往會因此賈禍……”我的這番話使燕祥“久久陷入深思”，他非常直率地批評我分析張東蓀之死因，“歸結到不識時務，咎由自取”，並指出這個問題“怕是一個知識分子或無權者，在‘特殊條件和客觀現實’麵前，如何自處的問題”，這段話可以說直戳了我的靈魂深處。它提示了兩個問題，一個是“文為心聲”，文字總是反映一個人的人生經曆，燕祥是中過陽謀的，我則是漏網者，所以我對“以言賈禍”，沒有他那樣有很深的“切膚之痛”，因此就站在旁觀者的立場上，說得很輕巧。另一個問題是顯示我仍然陷在“心有餘悸”的怪圈中，總盡量把話說得平穩圓通些。朱正在一篇題為《身後是非誰管得》的文章中，曾對我在《王先謙的功過》一文中涉及的葉德輝，一方麵肯定葉的學術成績，同時也提出了他“在鄉裏又多行不義”，“所以在大革命時期受到應有的懲處”。接著，朱正筆鋒一轉，引述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會上講的一段話說：“對於這種大知識分子，不宜於殺。那個時候把葉德輝殺掉，我看是不那麼妥當”，接著他認為我“也會有這樣的想法的，可是處在老百姓的地位，怎麼好非議革命政權的作為呢？隻好把話說到多行不義，罪有應得這個分寸上”。最後他揭示我的內心說：“我們讀書，看到書裏沒有說到什麼，就以為作者見不及此。其實在很多情形下，是他有所顧忌，不便說出來吧！”這幾段話包容了直諒多聞的“相親”內容。知我者朱、邵，信不誣也！這正是君子愛人以德的切磋，是我理想中的“文人相親”。我真希望我們的“文人相親”口號能落到這樣的實處，而不停留在口號上，更不要在“文人相親”的大旗下，走向世俗的“相安無事”才是。
二○○三年五月非典肆虐蜷居邃穀時寫初稿，九月，改寫稿。
（《東方文化》2003年第6期）
自從電腦較普遍使用，墨筆題字似乎成為既是稀見物，又是一種時尚。綜觀近年題字，大體不外兩種人：一是領導，二是名人。題寫範圍甚廣：有封麵書名，有扉頁題詞，有慶典題賀，有地區場所命名等等，不一而足。
領導題字最常見的是各級新編地方誌，可以說無誌不題。有些是高層領導視察時無意留下，被用來當“虎皮”的，有些是本地區的各級領導題字，用來換取支持和表明官書身份。有些慶典或會議所陳設的賀詞，往往四大班子各位領導，龍飛鳳舞，各展風姿。至於題書簽，留箴言，到處可見，已不足為奇。我不反對領導題字，因為這是個人活動，若僅供自己私下欣賞，他人無權置喙。若是放到公眾視野下，那就應有所要求。固然不能要求人人都是書法家，至少應是態度認真，字體端正。有的領導為了應對“敬求墨寶”，請書法老師教誨，勤學苦練，日見進益，字亦寫得一筆一畫，端端正正，至少態度令人接受。有的領導讓善書法的秘書寫成字模，自己臨摹，亦算有一種向善之心。有的領導則樂此不疲，到處流芳，甚至連本地區的電話簿都由他題書名，大街景觀尚鐫之洋灰石，而自己又不練字，信筆揮毫，不僅字體拙劣，有時字形不全，令人掩口。更見一高官字難成形，而好到處題字，於其所屬居民小區，亦在影壁上大書一筆。不久，因貪贓枉法，自戕身亡。我特驅車小區往視，題字依然，而署名已被砸裂散拋於地，不禁失笑，“身敗名裂”於此又得一解。
名人題字，多與書有關，或題書簽，或題齋名，或為己書，或為他人題。有的名人既是大學問家，又是大書法家，因此，求題署者比比，而本人又心慈麵軟，對後學不忍峻拒。其題字功力或渾厚凝重如顧老廷龍，或瀟灑飄逸如啟功老，讀其題字，令人神往，確能為所題增色。南顧北啟為學界所共識。他們都留下不少題字。顧老的題簽由上海圖書館集成一書，名《顧廷龍書題留影》，成為足供欣賞的珍貴遺存，而啟老為中華書局題過大量書簽，散在社會的題字也所在多有。我曾建議中華書局仿顧老書題留影例，也編成一集，得到有關人士首肯，可惜至今尚未著手，令人惋惜。我所著幾種書都有幸在二老生前蒙賜題簽，免去我的遺憾。
有些名人雖不以書法名，但是由於德高望重，學術地位崇高，為後學所崇仰，求題者也不少，如季羨林、任繼愈等老人，他們都很謙和仁慈，有求必應，雖不能以書法家去期待，但題字都很認真端莊，一筆一畫，都很到位，體現一種誠樸厚實的學風。但有些自以為名高位重的人，則往往率意一題，行不行，草不草，不合基本規範，連署名都讓人認不出來，顯示出自命不凡，不尊重他人的習氣。更有些“藝術家”把漢字美術化，變形走樣，怪形怪狀，把筆橫拖著寫，寫成顫巍巍的樣子，以示與眾不同。我嚐對一位熟識的畫家說：“你的字是畫出來的，不是寫出來的！”這話也許刻薄些。
我雖不是名人，但在我那近百人的小圈子裏也浪得薄名，加以望九之年，有人出於傳統的尊老習慣，來請題字。我素不善書法，又沒有經過嚴格的書法訓練，隻在童年時按照父親的布置，臨寫過年把的九成宮、東方畫讚和玄秘塔等不同書體的字帖。青年時由於常用毛筆，尚能用毛筆批注古書。中年以後用毛筆已有封建之嫌，改用硬筆，毛筆漸漸荒疏。上世紀80年代，毛筆使用又漸漸多起來，於是又重新臨寫字帖，為求把字寫得好看些。80年代初，我出了一本論文集，名《結網錄》，書名用漢董仲舒所引古訓“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的寓意。出版社編輯要我用毛筆將此語題在扉頁上，於是我寫了重新使用毛筆的第一幅字。有時亦情不可卻地應人之請，為人題寫書簽，但一直內心不安，因為我的字確實不入流，辜負他人的期望，再則白紙黑字，貽笑大方。唯一的應對辦法，隻能是在題字前閉目凝思，想好結構，再寫上十幾遍，從中選一幅差堪入目的送人，以表示一種敬事而信的態度，以求無愧我心。
（《文彙讀書周報》2008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