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話讀書
如果從識字始，便算讀書，那我至今已經讀了80年書了。在書海中翻騰這麼長時間，愣說沒有可說的經驗或竅門，容易被人懷疑為不說實話，欺瞞後學，甚至是學問上的吝嗇鬼，但我確實說不出什麼成本大套的讀書法，也不會開連自己都沒有讀過的書目，更不願故作高深，侈談經驗，把後學說得雲山霧罩，反而讓人望書卻步。因此，每當有學生或晚輩問起我如何讀書時，我總是說些片言隻語的閑話，也很少寫這方麵的專文。既承相約，隻能回想一些曾講過、說過和寫過的話，略加條理，以答客問的形式說些有關讀書的閑話。各人情況不同，還是因人而異為好，不要生搬硬套。我的閑話，僅供參考。
有人問我讀書是如何入門的？
我很幸運，7歲以前，在祖父身邊生活。祖父是位飽學之士，既有深厚的國學根底，又是清末的留日生，學識淵博，著述閎富，家中也有些藏書。我從小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對書容易有好感。祖父除要求我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學書外，還用《幼學瓊林》為課本，講許多有趣的曆史故事，誘發我的讀書興趣，逐漸養成讀書習慣，所以我讀書不是挨手心打出來的。如果見書就頭痛，那是讀不好書的。我常聽長輩用“學海無涯苦作舟”來教育子弟苦讀，但我認為應改成“學海無涯樂作舟”。所以讀書的起步要樂於讀書。整天愁眉苦臉，如坐針氈，那是讀不好書的。
有人問我如何走上書山？
走上書山要循序漸進，不能一口吃個胖子。讀書要有步驟，最好能有名師點撥。我讀小學時有位張老師，針對我喜歡曆史，就要我讀曆史故事書。高中時教語文的謝老師要我細讀前四史，教我作讀書筆記，並說即使日後這些筆記都無用，也是一種練習。後來我才逐漸理解這種“磨刀不誤砍柴工”的道理。我最得益讀書的環境是在讀大學階段。我是上世紀40年代初在北平讀大學的，當時正是日本帝國主義瘋狂侵華並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時候。北平的大學不是改變性質成為敵偽大學（如偽北大），就是與英美有關而被封閉（如燕京大學），隻有輔仁大學是德國教會主辦的，德國是軸心國，與日本是盟友，自當給點麵子。所以輔仁成為一所形式上獨立的教會學校。於是無論老師，還是學生，都向往入輔仁。許多知名學者紛紛應聘，執教於輔仁。但他們很少專門談自己的讀書法和讀書經驗等，而多是以自己的行事影響學生，讓學生從他們的身教中受益，如陳垣老師布置作業，讓學生同讀一種書，同作一篇讀書劄記，陳老師自己也用這種書寫同一篇示範性小文，張貼在課堂上，由學生自己觀摩比照，揣摩如何讀書，引導學生怎樣讀書有得，以此培養學生讀書、查書習慣。可惜後來再也見不到這樣的老師！要學會從老師日常言行中去領會怎樣讀書。
有人問我書該怎樣讀，如何處理速度和質量問題？
書該怎樣讀，是很難說清的。速度與質量看似有矛盾，實際上可以統一。首要的問題，讀書要立足於勤，要有持續不斷的韌性，不要三天打魚、兩天曬網，要能坐冷板凳，不能坐不住。範文瀾老師曾說過“板凳寧坐十年冷”，坐冷板凳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要有決心。冷板凳坐幾天容易，坐一輩子就非有堅韌不拔之誌不可，許多大學問家都是坐冷板凳坐出來的。漢朝的董仲舒，不論後世有什麼不同評價，他無疑是大學問家。他的學問怎麼來的？主要是“三年不窺園”。三年之久，能不出書房，而且都不偷偷地掀開窗簾窺視一下窗外的風光。可想他是多麼專心致誌地讀書。董仲舒嚐引古訓“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以自律。“臨淵羨魚”是一種浮躁，揣手坐在水邊為得魚者大聲叫好，羨慕人家的成績，結果滿載而歸的是人家，自己空耗精神，蹉跎歲月，隻落得雙手空空，一事無成。“退而結網”則是坐在又硬又冷的板凳上，默默地結網，終究結成一麵大網，能夠從心所欲地撈魚。我很敬佩這條古訓，就以此語作為座右銘，懸之案頭。
其次，要懂得分類讀書。有的書是經典名著，這類書用以奠定基礎，都需細讀、精讀，不要圖速度。前人有句害人的話，說“一目十行”，這可能有益於速度，但浮光掠影，紮不穩根基，一生都難補救。因此，凡是要細讀、精讀的書，應該是“十目一行”，要專注精力，細嚼慢咽。基礎穩了，速度自然會快，速度快了，數量自然會增。有的書則隻需瀏覽，掌握其大致內容，如類書、雜書和前四史外的各史（專攻某時代者除外），其中某些部分等需要時再細讀。有的工具書必須要熟練掌握使用方法，用時方能得心應手。分類讀書可增加速度和擴大數量，但細讀、精讀的書一定不要圖快求多。
有人問我讀什麼書好？
當然要讀好書，尤其是青少年時期，更需要多讀些好書，多接受些正麵知識，以培養分辨良莠的能力。但讀書萬不可采取封閉性態度，設立若幹禁區，而應較廣泛地閱讀，對於所謂反麵的東西，或者大家評論不好的書，亦不要排斥，不要人雲亦雲，隨著別人腳步走。隻要自己加強辨識能力，就應無所顧忌，隻要這部書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可從中找到某些合理部分，為己所用。或者還會從不同方向對自己有所啟示，以減少或避免別人犯過的錯誤。至於那些低級鄙俗，甚至淫穢下流、不堪入目的書，還是節約有限生命為好，不作無謂犧牲。
至於什麼書算得上好書，我的理解是指三種書：一種是必須精讀、細讀的經典原著，一種是後來有價值的著述，一種是有豐富內容的雜書。古人多從原著入手，現在離經典原著時代較遠，理解詮釋困難較大，所以可從有價值的專著起步，踩在前人的肩膀上攀登。以文史為例，我以為最好從清人著述起步，清人張之洞在《軒語·語學》中有過一段很中竅要的話說：
“讀書一事，古難今易，無論何門學問，國朝先正皆有極精之書。前人是者，證明之；誤者，辨析之；難考者，考出之（參校、旁證）；不可見之書采集之。一分真偽而古書去其半，一分瑕瑜而列朝書去其十之八九矣。且諸公最好著為後人省精力之書：一搜補（或從群書中搜出，或補完，或綴緝），一校訂（訛脫同異），一考證（據本書、據注、據他書），一譜錄（提要及紀元、地理各種表譜）。此皆積畢生之精力，踵曩代之成書而後成者。故同此一書，古人十年方通者，今人三年可矣！”
張之洞這段話確是經驗之談，我曾依此而行，確有事半功倍之效。如先讀《廿二史考異》、《廿二史劄記》和《十七史商榷》三書，再去讀正史各書，確實可得津梁之助。
從有價值著述入手是可以的，但要深入到一個專業領域，還需要回歸經典原著。古人從經典原著出發，從小讀四書五經，讀前四史和《資治通鑒》，可從經典原著中發現問題，提出自己的闡述詮釋。今人不具備這些條件，但當深入研究時，必須回歸經典原著，如專攻文學，除讀後人的研究成果外，要讀《詩經》、《楚辭》、唐詩、宋詞；如攻史學，除讀名家著述外，必須讀前四史和《資治通鑒》等，這些是母乳，要健康成長，應該吃母乳。他人的心得體會是他人的心得體會，那是奶媽的乳汁，終差一層血脈關係。至於一些雜書，其中有許多具體細節可啟發思路，提供例證，也有一些有趣味的掌故瑣聞，能愉悅身心，調節讀書節奏。
有人問我如何進入專業領域？
我想講一個切身體驗的例子。我在大學讀曆史專業時，重點放在漢、唐這一段，讀過《史記》、兩《漢書》和兩《唐書》，後來師從範文瀾老師讀研究生，他讓我轉攻中國近代史。我在大學沒有係統讀過幾本中國近代史的書，也沒有聽過有關中國近代史的課程（舊大學的通史和斷代史課程多斷至清初），對近代史可謂知之甚少，如今分配我轉攻中國近代史，真不知從何入手。看了一些舊的近代史著作，仍然找不到門徑。在一次給範老送資料的機會，我貿然地向他請教入門途徑的問題，範老很溫和地讓我坐到對麵說：“你是援庵先生的學生，應該懂得‘專攻一經’的道理”，我慚愧地回答：“我的近代史知識很淺薄，不知選哪部書去讀。”範老想一想對我說：“你就從讀三朝《籌辦夷務始末》入手，要隨讀隨寫筆記，以便日後使用時翻檢，筆記可以不太追求文字的嚴整。”當時我根本不知三朝《籌辦夷務始末》是何書，但又惶恐得不敢再問，唯唯而退。於是我向指導我學習的榮孟源先生請教，才從資料室借到此書。我特地買了較正規的筆記本來寫讀書筆記。三朝《籌辦夷務始末》我連續讀了一年半，寫了三大本讀書筆記，每朝一冊，可惜在“文革”時，被愚昧的“勇士”們扔進火堆裏燒掉，隻剩下道光朝那一本，因被壓在亂書堆下而幸存下來。至今有時撫讀，猶感黯然，一麵懷念師恩，一麵惋惜我當年的辛勤，未能保留全璧。但從殘留的這一冊筆記中，還可以想見當年的讀書痕跡。
我在筆記本的首頁，記下該書的進呈表（相當一般書的序）和凡例，為的是便於了解和閱讀全書。這就養成我以後每讀一書必先讀序跋、前言和凡例的習慣。這種習慣很重要，人們往往忽略這些，每讀一書，常把序和凡例翻過去，直接進入本書。須知各書的自序常是作者凝聚全書精粹之作，凡例亦是全書的統率，前人常說發凡起例，是說明凡例對一書的重要性。如讀《史記》就應該先讀《太史公自序》，認真一讀，就全部掌握《史記》作者的情況和基本內容，再讀本書，就勢如破竹，很容易通讀全書。當然有些捧場者的他序，則可不讀。如果一本書的自序不認真，則這本書也不會是好書，可以不去讀它。因為作者對自己的門麵都不顧，怎會顧讀者？現在這類不負責任的書不少，要有所警惕，慎重選讀，不要枉費精力。讀書也要讀目錄，因為這是全書的總括。
我在讀《籌辦夷務始末》的筆記中，把原書的出處作了詳細的記錄，把內容作了簡短提要，以便日後需用時翻查。後來我又讀了《清季外交史料》，使近代史事，上下貫穿。經過如此認真細讀後，我對中國近代史的重要史實脈絡，大體清楚。再讀其他有關著述，就深感便捷。有時還能觸類旁通，知道許多近代的曆史人物及其觀點論述，引發我去讀更多的書。這樣日積月累，自然充實和提高了自己，從而，中國近代史就成為我終身從事的學術工作。從這一實踐過程看，“專攻一經”不僅有奠定基礎之效，且能由此延伸博覽，令人有可能邁入學術殿堂。可惜這種看來繁難，實為捷徑的方法，並不為一般學人所接受。
有人問我怎樣才能讀書有得？
我覺得隻有八個字，就是“博觀約取”和“好學深思”。這兩句古語是相連的，隻有“好學”才能“博觀”；隻有“深思”才能“約取”。好學就是勤學，無論在什麼條件下，都要有讀書習慣，特別是困頓時，更應堅持不懈，才能走向博覽群書，才能使知識源源輸入；但博涉不是囫圇吞棗。對書的內容要深思，以定去取。不妨大膽地說，無論什麼書都不是沒有水分的，深思就是擠掉水分，所以稱為約取，即把一本書讀薄，而取其精華。在深思過程中，就會發現問題，這就是一般所說“致疑”，有疑才會不斷追根究底，即所謂“勤思”，疑而後思，思而後得。所得即使是片段，也是非常可貴的，應該及時記錄。因為人的記憶是有限度的，日久淡忘，人所難免，所以要勤記勤寫。聚沙成塔，片段可以成篇，多篇可以成書。這種積累，對讀書生活也是一種磨礪，因為讀書易而隨時記錄讀書心得難，因此必須要有韌性戰鬥的精神。
有人問我讀書究竟是為人，還是為己？
我說這二者並不矛盾。讀書既可使自己愉悅，增加自己的知識庫存，增強自己的文化素養，也可使自己享受有內涵的日常生活。但讀書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人。自己讀書有得時，就應該公之於眾，貢獻於人。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講過這樣一段話：
“讀書是為積累知識，但卻不能隻入不出。而要像蠶那樣，吃桑葉吐絲，要為人類文化添磚添瓦。有一位名人，讀了一輩子書，知識淵博，但身後沒有留下一本書，一篇文章，甚至一條筆記，這是精神生活中的極大浪費。這是個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者，他把汲取知識像打撲克那樣作為個人的一種享受，或者說他是一個貪婪者，在盡興地占有前賢的遺產而吝以自己所得與人。魯迅一生之所以偉大，學識淵博，固不待言，但更可貴的乃是他那種吃草擠奶的精神。無論什麼人都應該將咀嚼吸取到的知識釀成香甜的蜂蜜，發之於言論、文章來奉獻給當代人，或以之哺育下一代人。學以致用才是讀書的真正目的。”
我曾用幾十年讀書所積累的資料，撰成《書目答問彙補》與《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增訂本）二書，既凝聚了自己幾十年的讀書所得也為他人擔當起鋪路石子的作用。這就是讀書既為己又為人的明證。
有人問我“衰年變法”是怎樣一種轉變？
我從60歲以後即上世紀80年代以後，寫了不少隨筆，我的學生戲稱我是“衰年變法”，我未表示異議。“衰年變法”一般指書畫界人士，蘊積多年，晚年書畫作風大變，以求另辟蹊徑，更上層樓。聽說國外有些科學家50歲以後，當在專門領域中已有所成就，往往向普及知識的道路轉變，也是一種“衰年變法”。我雖稱不上學有所成，但知識回歸民眾的行為卻給我很大啟示。所以我就從專為少數人寫學術文章的小圈子裏跳出來，選擇寫隨筆的方式，貢獻知識於社會。我寫隨筆的最終目的不過是：觀書所悟，貢其點滴，冀有益於後世；閱世所見，析其心態，求免春蠶蠟炬之厄；知人之論，不媚世隨俗，但求解古人故舊之沉鬱。本著這樣的想法，20多年來，在許多舊友新知的鼓舞推動下，我以廣大民眾能接受的文字，寫了數百篇隨筆，把知識大量回歸民眾，初見“衰年變法”的成效。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我已先後出版十幾種小集，這些成果都從讀書而來，頗讓我有一種自我超越的感覺，讓我適時地回歸到依然故我的純真境界裏。我把這些成果視為我讀書的最大收獲。沒有以前讀了不少書的積累，是難以側身於學者隨筆之列的。
有人希望我對讀書生活作一簡練的概括
我隻能贈君十六字，即“立足於勤，持之以韌，植根於博，專務乎精”。但這是我一生的讀書體會，不一定適用於他人。要有成效還靠自己摸索和領悟，還靠自己在讀書生活中發掘。
（《博覽群書》2009年第4期）
專與博、冷與熱、學與用是我們在治學中經常麵臨的問題。作為一位橫跨曆史學、方誌學、圖書文獻學的學術大家，來新夏先生研究領域之廣泛、成就之突出，在學術界中是很少見的。更可貴的是，來先生一直提倡和實踐“為人之學”，如今，年逾80高齡依然筆耕不輟，在從事專業研究的同時，還撰寫大量隨筆雜文，並將此作為普及曆史知識，服務社會的重要途徑。來先生旺盛的學術生命力和“常開新境”的學術風格值得我們認真學習。
記者：來先生，您好！您是我們尊敬的學界前輩，學界稱譽您為“縱橫三學”著名學者，大概也就是說，您在曆史學、文獻目錄學、地方誌研究方麵都取得了重大成果，在國內外學術界影響深遠。您能談談您的學術經曆和研究概況嗎？
來新夏：好的，先談談我的本業曆史學吧。我是上世紀40年代的大學生，1942—1946年就讀於輔仁大學，受過傳統史學的科班訓練。當時正是抗戰時期，燕京關閉，北大成為偽大。輔仁作為德國教會學校，受日寇幹擾較少，故而當時留在北京而不願任偽職的學者紛紛加盟輔仁，一時名師雲集，文史方麵就有陳垣、餘嘉錫、朱師轍、啟功等名家。當時輔仁的學生較少，師生關係也很融洽，所以每個學生都能得到教師的悉心指點。在這一環境熏陶下，我打下了紮實的學術基礎。大學期間，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唐以前的中國曆史，畢業論文做的就是有關漢唐年號變化與政治關係的題目。1949年參加革命以後，我到華北大學接受南下工作培訓，後來，被留在曆史研究室當研究生，師從範文瀾先生，開始轉向近代史研究。一年以後，我奉調到南開大學工作，先後講授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鴉片戰爭史、中國近代史和北洋軍閥史等課程。雖然學術方向有所轉移，但我並未放棄古代史。我一貫主張學術不但要古今貫通，還要中西貫通，反對學問越走越窄，這個我們下麵再談。北洋軍閥史是我研究近代史的核心點，這要追溯到跟隨範老學習的那個時候。當時研究室（新中國成立後改製為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第三所）接受了100多麻袋北洋檔案，在整理這批檔案過程中，我開始接觸北洋軍閥史。那時的工作條件很差，每天在倉庫裏整理，塵土飛揚，每人隻發一件灰布製服，一個口罩。整理工作分兩步，第一步非常辛苦，就是先把土抖落幹淨了，因為那些檔案都很多年沒有動，非常髒。我們早上去，晚上回來的時候，戴眼鏡的鏡片都是黑的，口罩遮住的地方是白的，可是口罩上兩個鼻孔的位置也是黑的。全身都是土。這是第一步，弄幹淨後，把檔案按文件類型分堆，再做大致的政治、文化、經濟的分類，這就弄了近半年。第二步整理的時候就很細了，要把每份文件看一遍，然後做卡片，寫明這是什麼時間，什麼事情，寫出概要性的東西，進行專題的內容分類。在研究這些檔案的同時，我又看了一些有關的書籍，對北洋軍閥史產生了興趣，我認為這是治學中的“從根做起”。1957年時，湖北人民出版社向我約寫北洋史書稿。當時沒有人寫相關專著，我也是抱著試試的態度，寫成了12萬字的《北洋軍閥史略》。沒想到，出版後反響強烈，日本還出了兩次譯本。我當時自認為這是以馬列觀點寫就的第一部北洋軍閥史。1957年以後至70年代末，因受形勢影響，研究處於徘徊階段，沒有什麼進展。進入80年代，湖北人民出版社又向我約稿，希望增補《史略》。1983年麵世的《北洋軍閥史稿》就是在原書基礎上重新擴充、修改完成的。《史稿》出版後，我仍覺得當時沒有一部完備的北洋軍閥通史是一個缺憾，認為這是自己的職責所在，遂又經過10餘年努力，在幾位同仁的協助下，寫就100萬字的《北洋軍閥史》一書。這本書獲得了教育部科研成果獎。當時我自信心很強，認為50年內很難出現其他北洋通史，因為這是一部填補學術空白的著述。我在“文革”時受衝擊，其中一條“罪狀”就是因為研究北洋史，被人指為是專門研究壞人的曆史，與反動派氣息相通。可我覺得，曆史是豐富和多樣的，如果大家都去研究英雄烈士了，那曆史的另一麵誰來研究呢？這樣的曆史不就成了片麵的，而不是完整和全麵的曆史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