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我在曆史學方麵的研究情況。我的另一研究領域是目錄學。我們讀大學時，允許跨係選課，我就選了中文係的目錄學課程，師從餘嘉錫先生學了幾年。目錄學難度較大，比較枯燥，要教好學好都不容易。作為老師，如果涉獵不廣，積累不多，沒有旁征博引的功夫，要講得新鮮生動、引人入勝是不可能的。在極左時期，目錄學屬於“三基”，受到了批判，得不到應有的重視。直到80年代時，我才在南開大學曆史係開設目錄學的課程，後來因為身體原因，講了兩年多就沒繼續。我學目錄學，是從《書目答問》入手的，讀通了這本書，就掌握了2000多種古籍的大致情況，心中就有了作學術的綱領，無論你做哪個領域，都可以大致明了該領域內的基本書籍，再接觸其他的書，就可以很容易地增補進這個體係中去。我現在正在總結自己在目錄學方麵的成果，明年中華書局將出版我的《書目答問彙補》一書。我在攻讀目錄學時，曾經做過《書目答問》索引，一種是從人名到書名，先列出作者，字號，屬於哪一家，再列出著作；另一種是從書名到人名，先列出作品，屬於四部中哪部，再寫出作者。通過製作這兩種索引，就等於將《書目答問》拆散了又重組，學問就應該用這個做法。你們可以看看我早年手批手校的《書目答問》，那時我就用了這個辦法。
除了以上兩個方麵外，地方誌也是我的一個主要研究領域。在這方麵，我的起步較早，因為我的祖父是民國《蕭山縣誌稿》的獨立纂修者，所以，我有一定家學淵源，也很想繼承祖父研究地方文獻的傳統。四五十年代之交時，我閱讀了大量舊誌。我國的方誌有2000餘年的曆史，但誌書的分布卻不均衡，有的地方修得多，有的地方少，有的甚至沒有，所以，解放初期，中央很重視纂修地方新誌的工作，號召各地編修自己的“地情書”。由於政治運動不斷的原因，新方誌的修撰工作屢興屢廢，直到80年代初，才掀起全國性的修誌高潮。當時由梁寒冰先生負責主持全國的修誌工作，我擔任第一助手，由此進入到地方誌研究領域。我在這個領域除寫了《方誌學概論》、《中國地方誌》、《中國地方誌通覽》、《誌域探步》、《中日地方史誌比較研究》等書外，還做了四點工作。首先，是做了新誌編修的啟動工作，負責起草了全國新誌編修規劃和第一次啟動報告。第二，是參與了若幹新誌的評審工作，給幾百個縣市區的地方誌寫序，做了一些評論和糾謬的工作。第三，是培養了數以千計的新誌纂修人才。1982年時，我擔任了華中、華北、中南、西北四個地區新誌編修人員的培訓工作。現在我的學生和私淑弟子遍布全國各地。第四，是倡導和參與了舊誌的整理研究工作。我國是個誌書大國解放前編修的舊誌就將近萬種，不但存量大，而且種類繁多，包括各級行政區劃誌、江河山川誌、行業誌種種。這些誌書包含有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方麵的地方情況，是一個蘊藏量和信息量極為豐富的資料庫，所以有必要進行相關的整理研究工作，以為現在社會所用。當時，我參與了舊誌的目錄編修、資料分類，內容研究和整體評價工作。
上述三個部分構成了我的學術體係，也就是別人講的我的“三學”，所以我入選《南開史學家論叢》的集子就取了《三學集》的名稱。到晚年後，我又想，幹了一輩子學術，一輩子得到民眾供養，如果隻寫了幾篇供專業人士觀看的文章，意義有限，所以，我就想把我的知識和才學還給民眾。因此，從80年代以後，我開始了學術隨筆的寫作。史學工作者所做的學術隨筆，與作家隨筆不同。我的隨筆是以學術為根柢的，目的是給人更多的曆史資料與信息，就算是針砭時弊，也是以曆史為基礎的。近30年來，我一直堅持寫隨筆，已經出版了10餘種隨筆集。最近的一本，是中華書局出的《皓首學術隨筆叢書·來新夏卷》。所以，我覺得在我的“三學”之外，還有一學，就是學術隨筆。以上就是我的學術研究概況。
記者：來先生，作為一位出色的教育家，您在圖書館學的建設方麵體現了史學家的通識，您能補充談談這方麵的情況嗎？
來新夏：好的。我是曆史係的教授，按照學校的安排，1983年，我離開曆史係擔任了南開大學圖書館館長。1979年我曾創辦了南開大學分校的圖書館學專業，1983年又組建了校本部的圖書館係。在辦學過程中，我提出了編寫教材和引進人才的“兩材（才）方針”。首先是改變傳統的圖書館學課程設置。原先的圖書館學專業課程有重見迭出的弊病，如中國書史、中國目錄學史和中國圖書館史這三門課程在談到圖書的源流、分類、編目時都要涉及劉向、劉歆父子，所以，當時有學圖書館學要“七見向歆父子”的說法。於是，我就構想實施三史合一的課程，即以圖書為中心，而將涉及與圖書有關的各種事業，包括製作、搜求、典藏、分類和再編纂等包容進來，不僅最大限度地容納了原來三種課程的內容，而且重新進行了編排和整合。為了將這一構想付諸實踐，我就擬定提綱，組織人員，並親自承擔章節編寫和刪訂通稿，先後完成了《中國古代圖書事業史》和《中國近代圖書事業史》的編寫，應用於課堂，不僅使課程設置更趨科學合理，而且減輕了學生的學習負擔。為了建立圖書館學的基本框架，我還組織編寫了一套有七種專業課程的《圖書館學情報學係列教程》，涉及圖書館學、文獻檢索、情報工作、國外圖書事業等方麵，使南開的圖書館學專業成為一個比較完整的學科。另外我還增添了“中國書法”一課。有些人不理解，我的想法是一個圖書研究者每天和書、文字打交道，也要做一些書寫工作，所以，掌握書法的基礎知識是很有必要的。從這門課開設後的情況來看，效果還是很好的。
記者：來先生，能談談您治學的心得體會嗎？
來新夏：好的，我想大致談四點體會。首先，做學問一定要有基幹，老話說就是“專攻一經”。無論你是搞哪一領域，先把這一領域內的重要書籍念透一部。我研究目錄學，首先讀的就是《書目答問》，一字一句的念，還將各家批注和相關資料彙總起來研究。我研究近代史，首先讀的是三朝《籌辦夷務始末》，因為近代史最重要的就是對外關係。在讀書過程中，一定要做筆記，要會做筆記，不要怕麻煩，怕慢。讀書快，但記得不牢，體會不深，快就等於慢；反之，細細研讀，做了筆記，慢就等於快，這就是讀書的快慢辯證法。年輕人不要自恃年輕聰明，記性好，一定要記得人總有老的時候，得來太易，失去也會太快。現在大家都用電腦，有好處也有壞處。我曾有一個“偏見”：沒有“廢話”的論文多是偽造，那都是靠電腦下載拚湊的“學術百衲本”，沒有自己的思想，沒有價值。電腦下載是為秘書們伺候長官準備的“急就篇”。做學問不是攢書，不要搞這種“奶媽學術’，要注重根柢，不要做無根之木。
其次是要注重積累。現在學術界不重積累，這是受了社會風氣浮躁的誤導。特別是量化的評價標準，害死人。這是新八股的餘毒，方便了評審，危害了學術。什麼是好文章？能說清楚沒有人說清楚的問題的就是好文章，10萬字的是，500字的也是。現在設立許多數量的杠杠，這是不合理的。要積累就要抄書，做筆記，要做到四勤：腦勤，眼勤，手勤，耳勤。不要光看，而要調動多種途徑。學英語有所謂“快樂英語”，不但要看懂，還要嘴巴喊著，耳朵聽著，調動各種感官，才能有效果，做學問也一樣。一定要善於寫劄記，這是做學問的一個重要步驟。在看書積累資料的過程中，一定要抓住那些一縱即逝的思想閃光，要馬上記下來，否則過後即忘，就是狗熊掰棒子，一無所得。我所說的“積”，就是廣泛地搜集，“累”就是不停地增多。每天都要抄一點，記一點，這樣“日積月累”，學問才能不斷進步。你們一定要重視我國的成語，“聚沙成塔”、“集腋成裘”，這都是方法的總結，智慧的結晶，要深刻體會其中的精髓。抄書什麼時候最難？打開書，抄第一條的時候最難。一定要沉住氣，才能堅持下去。抄書不是盲目地抄，不是做印刷機、複印機，而是一個研究的過程。首先是點讀，其次是分析，然後是記錄思維的火花。所記的東西不一定很完善，但一定要把思想記下來。在此基礎上，將同類的資料和看法歸結成小堆，整理以後，寫出三四百字的小劄記。小劄記寫多了，再進行分類集合，就可以寫出小文章。小文章積累多了，再加以整理，就可集合成一部小書。在小書的基礎上，再搜集，補充資料，就能寫出部大書來。我的文章和專著大多都是這樣寫成的。所以說，讀書研究一定要掌握“分合法”，先把讀的書分開，再把它們合並，先分，後合，先有灰石砂土，才有高樓大廈。學文科的人一定要勤於積累。文科是很養老的，年輕時多積累，年老時就足夠所用。二十、三十歲時一定要想到有一天會老，腦力體力不會永遠旺盛，記憶也不會永遠的過目不忘。你們不要被古人所欺騙，我非常反對“一目十行”的說法，這不是效率高，而是膚皮潦草。讀書應當“十目一行”，一定要把書吃透。從“一目十行”到“十目一行”的轉變很痛苦，但這是真有所得，而不是誇誇其談。
第三點是一定要尊重傳統，尊重前人的成果。所謂創新是在前人基礎上的創新決不是不尊重前人成果，自搞一套。要相信一點，曆史是在很公正地篩選。那些經過曆史考驗保存下來的文獻，必定有它的道理和價值。學術固然有愉悅自身的功用，但這樣的“為己之學”隻是學術的一部分，“為人之學”才是學術的根本立足點。我一直覺得，讀書要做善舉，我編著《清人目錄提要》、《清人筆記隨錄》、《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等書，就是為了這個目的。我最近成書的《書目答問彙補》，彙總了各家批注和相關資料，方便了他人，免去了後來者奔波於圖書館的勞累，延長了他們的學術生命。現在的文史研究之所以進展不快，跟很多學人不屑於為人服務有關。大家都想著盡快搞出自己的一套，默默為人奉獻的就少了。“為人之學”必須要有耐心，不是一年兩年可以成就的。我寫《清人筆記敘錄》，積累了幾十年，到晚年才出版。我現在擔任的國家大清史項目“清經世文選編”總共200多萬字，沒有多年閱讀積累，也不可能承擔得起。此外，我現在一兩年出一本隨筆集，工作量也不遜於你們年輕人。總之，任何時候，心中都必須存有一念，即“為別人所用”。“天增歲月人增壽”，隻有“為人之學”方能達到這一目的。
最後講一點，做學問不要趕風。你隻要做好你這塊領域就行了，不要什麼熱潮都去趕。現在流行“國學熱”，我在《中國文化》上發文，說讚同國學，但不讚同“國學熱”。現在問你國學是什麼？你能透徹講明白嗎？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對待國學。國學應當提倡，但不是拿國學作工具，謀一己私利。現在的“國學熱”不是真正學習和普及國學，而是炒作，是商業行為。我在《中華讀書報》上發文說，於丹的心得是於丹的，不是你的心得，你應當回到經典去求你的心得。學術有“顯學”，也有“晦學”，不要光顧“顯學”，也要注意“晦學”，不要什麼都趕時髦，而要堅持做好選定的方向。如果你是做清史的，清史有很多領域都值得研究，比如清承明製問題，清代國史問題，清代的吏治問題。為什麼有了養廉銀，卻養不了廉？陋規又加陋規，陳陳相因，這對現在治理腐敗很有啟發意義。另外諸如漕運、河工、銅政、鹽務等問題對當前都有借鑒意義，有重大的研究價值。隻要選中其中一個領域深入研究，踏踏實實地幹，都會有成果。等研究有所得時，依然要保持一個“冷”的態度。作為學者，要經常保持一個“冷”字，求學時，要坐得起冷板凳，幹事業時，要經得起冷遇，觀察事物，則要保持冷眼。這裏的“冷”指的就是沉著、平靜、淡然。我寫過一篇文章，叫《坐“冷板凳”與吃“冷豬肉”》，講的就是這個問題。一個學者，隻有持有這樣的態度，學問上才能有建樹，才能為社會作貢獻，為百姓所銘記，才能到文廟裏吃冷豬肉。做學問不是求榮華富貴，要發財，要當官，就不要走這條道路。當然我講這點，並不是完全反對當下的學術炒作熱潮。炒作也有一定作用，能引起社會關注，擴大學術的影響力，問題是對大眾應當予以引導，而不是誤導。現在的國學熱就是誤導甚於引導。
記者：來先生，能談談您對國外史學的看法嗎？您認為在借鑒他們的研究經驗時，應當注意哪些問題呢？
來新夏：對國外史學，我了解不多，但有一點感觸很深，就是國外學者能從基礎做起，從關鍵點切入的治學風格。國外真正史學家的作品都是求真求實的。我看過他們的一些著述，也很佩服他們的治學精神。我和一些美國、日本的史學家交流，他們都很羨慕中國的文獻儲藏量，既有檔案，又有載籍，還有地方上的金石碑刻，他們認為中國是“無處沒有史料”。不過同時，他們也比較委婉地批評了中國人不太珍惜曆史文化遺產的態度。他們還認為中國的一些學者的急於求成，不是自己去源頭挑水吃，而是從人家水桶裏舀水吃，常常使用二手資料，而不重視去掌握第一手資料。有些外國學者來中國一兩年，就泡在檔案館，從源頭做起，從最基礎的史料發現新的研究課題。他們的史料功夫很切實，也很注意曆史的細節，擅長抓住研究的切入點，比如唐德剛的《晚清七十年》就抓住了中國曆史上這一瓶頸期、轉型期做文章，所以能有創見，也很有學術價值。另外，我覺得國外學者“和而不同”的學術風格也很值得我們學習。他們不搞“一言堂”，而是各抒己見，經常提出自己的不同觀點，在此基礎上，再求同存異，尋求合作。他們的“和”是從不同中求得的，就像樂隊演奏。黑管是黑管，大貝司是大貝司，決不會混淆，但是合起來呢，又能奏出優美的旋律。所以說先得有不同，才能有“和”，這是問題的重點所在。另外，在社會史和曆史人類學方麵，也要多加借鑒。中國傳統史學也有實地調查的傳統，但主體上仍然是文獻編撰學。曆史學應當吸收社會學注重調查研究的方法，應當加強田野工作。我的一位老學長李世瑜是研究秘密社會的，他通過調研美國一個小鎮，發現了天主教的160餘個教堂，這是以前聞所未聞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有個專門的口述曆史研究館，收集了大量的口述資料，雖然不一定都完全真實，有避諱和避重就輕現象，但畢竟是第一手的材料，有其獨到的史料價值。重視實地調查還有助於從現實中找尋問題。華盛頓大學的郝瑞教授為研究中國近代人口的遷徙、流量、生息等問題，就選擇浙江蕭山作為研究的切入點，在掌握大量文獻資料的基礎上，帶著助手，並邀我這個蕭山人參加，親自到蕭山實地考察，並就地擴大資料量，從分析當地姓氏宗族入手，尋求人口遷移變動的真實原因。這種深入實際，解剖麻雀的小題大做的研究方法，所得到的成果，就比較接近真實，值得我們吸取借鑒。比如我們研究清代的“墮民”問題，光從文獻中爬梳還不夠，必須實地去考察。浙江慈城有很多“墮民”後代存在，通過對他們的走訪調查，就可能得到史書上未記載的資料，獲得更為全麵的認識。總之，對國外的研究成果必須要關注，不能自我封閉起來，而是要擇善而從。我是主張融合的，光抱著乾嘉家法不放，並不是治學的最佳途徑。當然在此過程中也不要一味接受，而是要懂得寸有所長，尺有所短的道理，善於取長補短。
記者：來先生，南開曆史學的精神是“惟真惟新，求通致用”，在致用方麵，除了專業研究外，您主要是通過雜文的途徑把學術返還給民眾，服務於社會。您能談談曆史知識傳播的問題嗎？
來新夏：我之所以寫雜文，也是從“為人之學”的角度考慮的。傳統曆史研究的一個基本問題就是從文獻到文獻。這點從專業本身來講沒錯，但是從更大的社會角度來看，就不免有空對空的嫌疑了。很多曆史學家的研究過程就是個自我愉悅的過程，是一個人在“獨樂樂”，看了許多書，發現了一些問題，寫了幾篇文章，就是給學術圈子裏的千百十號人看看，大家一塊高興高興，樂和樂和，而沒有去想如何讓自己的研究成果，讓無數倍於圈中人的更多人去了解、去接受。曆史學家對這塊陣地的拱手相讓，正好給那些投機熱炒者提供了空間。所以，我是讚成學者去講曆史的，也是讚成用影視、廣播、網絡等多種傳媒手段傳播普及曆史知識的，但是必須有一個底線，就是要本著對曆史負責，對他人負責的態度，提供給大眾盡可能接近曆史真實的信息，而不是打著專業的幌子，拿曆史作工具，故意迎合大眾的不正常心理，以達到牟取私利的目的，這是我堅決反對的！這樣做比原來的自我封閉和稗官野史戲說的流毒更廣、貽害更深！
總之，曆史學家不但要求真，也要求新，不但要務實，也要致用，不但要自愉，也要為人，不但要研究曆史經驗，也要緊扣時代脈搏，不但要堅守學術陣地，也要開辟新途徑，耕耘新天地。如果還是囿於一隅，抱殘守缺，光在爬梳文獻中打圈圈，那曆史學就不僅僅是麵臨困境，怕是要走向絕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