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論文還是專著，問世後總不希望如泥牛入海，無聲無息，而企盼著種種反饋：鼓勵和批評，甚至苛求和挑剔，都是對寫作者的一種關注和安慰。最近我參與撰寫的《北洋軍閥史》正式出版後，不斷從報端或函件往來中見到對這本書的評論和介紹，給我的幫助很大。目前有位朋友剪寄了一篇評論《北洋軍閥史》的長文來，使我非常高興，因為能有人肯花費精力來讀這部百餘萬字的論著並寫出一篇長文，確是難得。於是我認真反複地拜讀了這篇大作。
文章作者的署名是北京大學鍾一兵，題目是《關於“惡”的曆史學》，發表在2001年8月30日的《中國圖書商報·文史版》上。因為我既未訂該報，也不常看該報，所以未能及時見到，直到朋友見寄，才獲拜讀。感謝作者的賜教，可惜文章所指隻限於我所撰寫的那部分，致使其他章節的撰寫人向隅。這篇文章有若幹新意給我以很大的啟發，但也引發一些疑義，並聯想到陶淵明“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移居》）的詩句。既有疑義，何不相與析？
文章的題目是《關於“惡”的曆史學》。用善和惡來劃分曆史學，是對曆史學研究前所未見的一種新見，其簡單程度正如小孩子看戲把舞台人物劃分為好人壞人一樣。鍾文所謂“惡”的曆史學，顯然是指對北洋軍閥史的研究，因為鍾文中說：“在人們的記憶中，北洋軍閥是中國近現代社會的大毒瘤。”大毒瘤無疑是一種“惡”，研究大毒瘤的曆史，當然就是一種“惡”的曆史學。其實曆史是一種十分錯綜複雜的現象，尤其是轉型期的曆史（也即鍾文中所說的過渡期），更是變化多端，難以用所謂絕對的善惡區分，而應深入觀察，詳細分析，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做出比較全麵客觀的評述。我在《北洋軍閥史》第一章《緒論》的開頭就明確地論其指歸，說明研究北洋軍閥史的意義所在，如果隻把北洋軍閥史視作大毒瘤般的“惡”的曆史，那隻需砉然一刀，便可棄置不顧，又何必勞心費力浪費百餘萬字去論述呢？在《緒論》中還單設“北洋軍閥集團曆史作用的估計”專節（第32~34頁），比較詳細地作了以下的分析：“北洋軍閥集團在清末是維係晚清十餘年統治的一大支柱”、“也是辛亥革命時期轉移政權的主要力量”，“還是中華民國統一政權的實際控製者”，“是由統一走向再統一的一個過渡”，而“在改革軍製上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之所以有這些評論就是為顯示這一軍閥集團的過渡特性，並沒有把這段曆史隻是作為“惡”的曆史，所以也難以說這種研究是“惡”的曆史學。
在收到剪報後，沒有幾天，北京大學曆史係的茅海建教授就來電話問看到鍾文否？並以鍾文中的兩個問題相詢，一是關於丁文江先生的《北洋軍閥史話》，二是什麼是“劍橋派”。關於第一個問題我很奇怪，我自以為讀過不少有關北洋軍閥的書，包括讀過丁文江先生的《民國軍事近紀》，這本書是1925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是一部條理清晰，脈絡分明，史料價值頗高的專著，是研究北洋軍閥史的必備參考書。我也記得曾讀過一部名為《北洋軍閥史話》的書，但作者是丁中江，1964年由台灣遠景出版社出版，1992年由中國友誼出版社在大陸出版。該書引用大量奏疏、令文、電稿等原始史料，但因未注出處，有些已難查考，內容也帶有明顯的演繹成分，而不多為人所征引。二書的出版時間相距近40年，出版地又不同，作者是此丁而非彼丁，未免有張冠李戴之失。鍾一兵是讀過《北洋軍閥史》的，就在這套書下冊附錄三第1180頁和1188頁，便有二書的提要，可供參閱。第二個問題則使我很難回答，因為就我所知那點西方史學史的知識，我真不知西方史學流派中有個“劍橋派”，無奈之下，隻好求助於《辭海》，果然查到“劍橋學派”這一詞條，釋詞說，這是“現代英國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派之一”，由於他的幾位主要代表人物都在劍橋大學執教故名。而並未言及曆史學。也許鍾一兵用以引來批評我對袁世凱評價的那段話是出自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劍橋中華民國史》，於是套用來稱這是曆史學的劍橋派。如果一個學術流派可以如此定名的話，那麼由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北洋軍閥史》一書中的觀點，是否也可稱為南開派呢？我還為了便於直接商榷，順便向茅問了鍾一兵是北大哪個單位，茅說未聽說過此人，或許是化名或筆名？
鍾文對《北洋軍閥史》的總評是：“尤（應作與）其說是史書寫作，毋寧說是放大的政論，或者說是拉長的政治批判。”這對我來說應算是一種拔高，因為我幾十年來學史寫史工作中最大的弱項便是缺乏理論根底，隻知道盡量詳細占有史料，從中得出人物和事件的近似值，從不敢奢望能寫出百餘萬字的政論或政治批判，這不是批評而是一種鼓勵。鍾文之所以提出這一批評的根據，或許就是他在其文中所說：“《北洋軍閥史》對袁世凱的描述和分析，可以用三個詞概括，即‘野心家’、‘投機家’和‘陰謀家’。”我沒有給袁世凱戴這三頂帽子，是鍾一兵的提煉概括。《北洋軍閥史》中確實寫了不少有關袁世凱的人和事，在書中可以找到多處的論述，如第112頁至120頁詳盡地論述袁世凱對新建陸軍的苦心經營，增添了舊軍所沒有的內容，使這支軍隊具有重選募、厚薪餉、育將校、精裝備、嚴訓練等前所未有的特色，第152頁至158頁對袁世凱興辦各類軍事學堂的成績也有所論述，這些論述是以詳細占有的史料為依據和出發點，沒有什麼空論，更沒有追隨時尚，不顧事實地隨意誇大他們的功德或掩飾他們的罪責，一味地要“揚袁抑孫”，甚至把徐世昌這樣的政客也推崇為“推翻舊時代的先行者”等等。這種治史寫史的辦法和過去極左年代所盛行的對人物全盤否定一棍打死的學風一樣，也是對曆史的不負責任的扭曲。早已有人對這類時尚作過批評，茲不贅述。《北洋軍閥史》則是努力在大量史料基礎上對人物作出恰如其分的評論，而不作任何蹈虛空論。
鍾文為了為袁世凱的罪狀辯護而提出一種論點說：“實際上袁世凱的許多罪狀被放到從晚清到國民黨政府的整個曆史時期去看，並不為袁世凱所獨有，比如獨裁。”並說“這並不與民族主義必然相悖”，而且又一次引用所謂“劍橋派”的說法來作出解釋說：“袁世凱感到，議會和省自治削弱了民族國家。他相信，在帝國主義時代，民族國家應該是中央集權的，強大的。”由此袁世凱的種種獨裁行為，在這裏得到合理的解釋——袁世凱成為民族國家的捍衛者。即使說獨裁不好，那麼從段祺瑞、張作霖、吳佩孚到蔣介石也無不有此類獨裁行為，並非袁世凱所獨有。此有，彼有，大家有，於是法不責眾，也就難以追究袁世凱的罪責了。這是對袁世凱罪狀那一麵的最巧妙開脫。鍾文還提出，當“中央政府在內憂外患之際”。“執政者常常必須在加強對地方的統治和在對外的完全主權上，做出選擇。選擇的結果是曆屆政府大多采取‘攘外必先安內’和‘借外安內’的政策”。這一理論既對袁世凱對內獨裁，對外賣國的行為，作了合理的梳理；也對袁世凱以前清政府對太平天國的“借師助剿”和在袁世凱之後蔣介石在國難當頭之際，對紅軍實施“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作了開脫罪責的解釋。《北洋軍閥史》實難采用這樣的理論觀點。
鍾文在文章的最後又提出一種我從未接觸過的“創見”，作者“認為可以從民族國家這一概念中，劃分出‘主權的形式邊界’與‘主權的實質邊界’這兩個東西”。並對這兩個概念寫了一大段解釋說：
“主權的形式邊界主要表現在曆次愛國運動所主張的那些東西，或者說那些愛國者在批判‘賣國賊’時所持的正麵尺度。而主權的實質邊界，主要是指執政者在具體的主權管理實施過程中，麵臨眾多的曆史給定性（即來自內外的各種實力派），對主權采取選擇性的態度，根據不同的條件和所選擇的主權目標，堅持一些主權，出賣一些主權，發展一些主權。這些選擇，在具體的實力消長和具體的社會整合分化中構成主權實質邊界演進的表征。”
意思很清楚，凡是維護主權獨立完整的愛國者，都屬於“主權的形式邊界”者；而凡是隨心所欲地改變主權的完整，則是通權達變，實施“主權的實質邊界”的執政者。那就是說，對曆史可以不加是非褒貶，把維護主權完整獨立的行為加以“形式邊界”的誣詞，置諸不論。相反的作者卻主張“我們的曆史分析就是要把這種實質的演進梳理出來而不是停留在對‘賣國賊’的批判上”。換言之，即不要批判賣國賊，而是要梳理那些割地賣權喪權辱國的人和事，都梳理到“主權的實質邊界”這個合理位置上去。從而使獨裁與民主，愛國與賣國，都將泯無界限。我固然沒有這種梳理能力，也困惑於這種梳理法，更令人擔心的是這種曆史分析方法將會使曆史成為一片混沌，難分是非！
我除對鍾文有這些論辯，也還有一些感到困惑而想就教的，但苦於無從聯係。既然中年的茅海建教授以毫無所聞見告，於是在另一次方便時，問過高年的張注洪教授，以為他長期供職北大，交遊較廣，但亦以不知其人相告，所以推測是化名或筆名。作者用化名或筆名是個人的自由與權利；但因不知其人，所以對鍾一兵無法以性別加上先生或女士的尊稱而直呼其名，真是一種無奈的失敬，更遺憾的是很難取得直接的溝通，而不能進一步使疑義相與析，隻能借報刊一角作一奉答，希能見諒！
（《中國圖書商報》2001年11月15日）
［記者按語］在《中華讀書報》、《文彙讀書周報》、《光明日報》等報上，來新夏先生近年來相繼不斷地發表著學術隨筆。
“我也有很多年輕粉絲的。”來新夏很自信地告訴記者。他和很多人成了忘年交。“我是到了晚年才突然覺悟了。我原來在學術圈子裏頭所做的事情，隻是給學術圈子裏那幾百個人看的。因此我要變法，我要把得自大眾的一些東西反饋給大眾。”來新夏的堅定執拗伴隨了他的一生，也成就了他目下的火熱晚年。
記者：據說你從小受祖父的影響比較大？
來新夏：對。我祖父來裕恂是清朝末年的經學大師俞樾的弟子，光緒三十一年到日本留學，在弘文書院師範科，魯迅當時也在那裏。留學期間我祖父受到革命思想影響，參加了同盟會，還擔任了由孫中山創立的橫濱中華學校的教務長。在日本的時候，他讀到日本人寫的有關漢語語法的著作。很受刺激，立誌要自己寫一本，回國後他潛心四年寫了《漢文典》，還有《中國文學史》等很多著作。
雖然祖父很早就參與了辛亥革命的活動，但革命成功以後沒有謀取官職，過著清苦的生活。他的很多朋友都做官了，像沈鈞儒、馬敘倫，都是他很好的朋友。1928年的時候，馬敘倫擔任浙江省民政廳廳長，因為看著老朋友生活不是很好，就讓他去紹興縣做知縣。但我祖父這個人不大會做官，做了半年，不僅沒有發財，反而把自己一些積蓄給賠進去了。因為一些公家的活動他也自己掏腰包。所以六個月以後他說我沒錢可賠了，就掛官辭職走了。他一輩子就幹了這六個月的紹興縣縣長。當地人給他的評語是：書生本色，兩袖清風。
祖父的學問和為人對我影響都很大。我幼年時期是在祖父身邊成長的，他指導我讀了很多蒙學讀物。直到我離開祖父和父親到了北方，祖父還不斷寫信教導我應該讀什麼書。
記者：你是1942年進入輔仁大學的。那時的輔仁是什麼樣的情況？
來新夏：那時候的輔仁正處在一個高峰時期，可以說是名師雲集，像陳垣、餘嘉錫、張星烺、朱師轍等都是我們的老師。當時因為北平已經被日本人占領了，很多老學者不願意去日本人管製的偽北大教書。燕京大學也被封閉。而輔仁大學當時處在一個超然的地位，因為它的背景是德國的教會，德國和日本是同盟國，日本人也不願意得罪德國人，所以，那個時候對輔仁就放寬一步，幹涉得比較少。
輔仁是個小而精的學校，校舍並不大，但是學風很樸實。當時我們每個班也就十幾二十個學生，基本上每個學生都能得到老師的親自教授，師生關係很密切。當時輔仁的曆史學係特別強。校長陳垣先生就是史學大家。目錄學家餘嘉錫也親自給我們授課。
記者：你上輔仁的時候似乎條件很艱苦？
來新夏：是呀。當時正是抗戰最艱苦的時候。北方基本是敵偽教育，西南聯大我們又過不去，因此輔仁是大家都想進的一個地方。當時我們考輔仁不容易。差不多二十個人裏才考上一個。
那時社會經濟很差，家裏也比較困難，我在輔仁是連續四年一等獎學金的獲得者，獎金可以維持生活。記得每次獲獎都會有一個獎章，上麵刻著一個“勤”字。
記者：你記憶裏，陳垣是個什麼樣的人？
來新夏：陳垣先生是我的業師，親自指導我的畢業論文。他雖然是校長，但還要親自給學生上四門課。他對學生要求很嚴。你都想象不到，他布置的作業不但必定親自改，而且一定要自己也寫一篇，然後和學生的一塊兒貼在教室裏，讓學生自己體會：你寫得如何，老師寫得如何。每個題目他都這麼做，這樣子的老師可以說現在是找不到了。
記者：其他老師呢？
來新夏：比如說張星烺，他是中西交通史專家，那時候做輔仁的曆史係主任，長得鶴發童顏，慈眉普目的。張先生學貫中西，講課的時候英、德、法語的詞都會出現在黑板上，所以我們記他的筆記是很困難的。啟功那時候是我們的國文老師，跟我關係是最密切的，我們保持了有五十多年的師生關係。
記者：解放後，你做過範文瀾的研究生。你就是在做範文瀾研究生的時候開始接觸到北洋軍閥史的？
來新夏：對。因為1949年剛進城以後，範文瀾先生在的研究室接收了一批北洋軍閥個人的信劄，另外還從政府各部門移交了一批北洋時期的文件。包括信劄、電報、部門的報告，等等，都收集起來了。範先生就安排我們七個二十多歲的研究生來承擔整理檔案文件的任務。
那時候非常艱苦。當時文件都是一麻袋一麻袋拿來，條件很差，我們每個人除了發個口罩以外，再發一套灰布的舊製服，每天在倉庫裏弄。當時整理分兩步，第一步非常辛苦，就是把土抖落幹淨了。因為那些檔案都很多年沒有動，非常髒。裏麵有老鼠巴巴（糞便），有塵土，一個麻袋倒出來全都是土。我們早上去，晚上回來的時候，戴眼鏡的眼鏡片都是黑的，口罩遮住的地方是白的，可是口罩上兩個鼻孔的位置也是黑的。全身都是土。
這是第一步。信，放在信一堆；文件，放文件堆，再做大致的政治、文化、經濟的分類，這就弄了近半年。第二次整理的時候就很細了，要把每份文件看一遍，然後做卡片，寫明是什麼時間，什麼事情。誰要勾結誰，寫出概要性的東西。這時就研究內容，按專題分類。
我們七個人都住在一起，晚上幹完了活聊天，就說我今天看到什麼有趣的，他看到什麼。我很幸運，其他人研究沒有這個原始條件，我恰好接觸了大量的原始資料。這個研究後來就成了伴隨我一生的研究。
記者：後來“文革”期間你的罪名裏邊，恐怕研究北洋軍閥就是一條吧？
來新夏：嗨，我的罪狀可多了。其中一條就是說我寫軍閥史。說你放著人民的曆史不寫，非要去研究軍閥，可見你跟他們氣息相通啊。另一個，我寫過一出京戲叫《火燒望海樓》，在天津上演幾個月長盛不衰的一出戲。這出戲當中我寫了一個清官。結果人家說清官是維護封建統治的，甚至當時有一種論調說清官比贓官還壞，因為贓官是破壞統治的，清官是美化政權的。
最初寫北洋軍閥史的時候我就有過顧慮。因為人家說軍閥史是黑暗的曆史，惡人的曆史。但在我看來一切事物都有兩麵，沒有惡哪有善。北洋軍閥我一共寫了三本書，1957年，在榮孟源先生推薦下，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12萬字的《北洋軍閥史略》，日本學者岩崎富久男翻譯為《中國の軍閥》，引起了海內外學者的注意。到了80年代，我補充了很多史料，寫成《北洋軍閥史稿》，增加到34萬字。2001年，增補大量資料，又出了第三部《北洋軍閥史》，105萬字，兩厚冊。一次比一次詳細和全麵，所以人家說我是50年著一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