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文革”裏麵你是第一批被批鬥的？
來新夏：可以說任何人都沒想到“文革”會搞成這個局麵。南開大學的“文革”是1966年8月7號正式開始的，我們南開有一句話是“八七開花”。那天最熱鬧，到處敲鑼打鼓，造反遊街，我們開始進入“牛棚”。剛開始我們還很緊張，不過到後來就越來越不緊張了。因為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人越來越多，一會兒又進來一批，一會兒又進來一批，也就習慣了。
第一批的時候我就被剃了陰陽頭，被拉去遊街，要戴高帽子。我排在後麵，輪到我的時候，我頭大，那個高帽子一戴上就掉下來，一戴又掉下來，所以那個紅衛兵小將也煩了：把這個拉出去，換下一個！結果下一個腦袋小，一下就戴上了。我就挺幸運的沒戴高帽子（笑）。
那時什麼批鬥、遊街、勞改、噴氣式飛機、罰站、拳打腳踢，我什麼都受過了。後來讓我們勞動，打掃校園，掃廁所。我們也有貢獻，我們掃地那些年，是南開最幹淨的幾年。到了1970年我被下放到天津郊區勞動四年。在這四年裏麵我學會了所有的農活，我甚至現在還會趕大車。那時滿工分十分，我能掙到九分五。
記者：你的很多書都是下放時候寫出來的，那時候怎麼看書寫作呢？
來新夏：晚上寫啊。我經常跟人開玩笑，我說我得感謝“四人幫”，就是當時下放勞動讓我身體鍛煉得很健康。而且農民啊，中國的農民真高明，他絕對不來批鬥你。他說這些人先在這裏藏一藏，將來還有用呢！所以他也不來理你管你。除了每天跟著農民下地幹活，晚上回來以後都是你一個人了。我在這四年裏麵整理了三部舊稿，寫了一本目錄學方麵的書。
記者：“文革”之後，你擔任了很多職務？
來新夏：80年代被起用後，我確實有那麼一瞬的輝煌，好像變成了一個無所不能的人。學校圖書館館長，圖書館係主任，學校出版社社長，校務委員會委員……紛至遝來。當時我就是要洗刷掉我身上的一些汙水，證明我能做事。我一手創辦起圖書館係，到處奔走呼號，到教育部打了無數的申請，把這個係創了起來。
記者：你現在都80多歲了，還在報紙上發隨筆，很多人都不相信你有那麼大年紀呢。
來新夏：嗬嗬，這是我到了晚年突然覺悟了。我原來在學術圈子裏頭所做的事情，隻是給學術圈子裏那幾百個人看的。因此我要變法，我要把得自大眾的一些東西反饋給大眾。而我們原來學術圈裏寫的那些東西沒有人要看，是不是？所以我把我消化的知識，用人們能夠接受的文字，用隨筆的形式反饋給他們。我的隨筆信息量很大，和作家的隨筆不一樣，不是單純的吟風弄月。
我剛把計算機換成了液晶的，就是想保護眼睛，多寫幾年。現在每天工作六小時，經常寫些文章，發在《中華讀書報》、《文彙讀書周報》、《光明日報》。有很多年輕人寫信來，他們不認為我是80多歲的人。我也有很多粉絲的。
2006年7月3日
來新夏先生以其開創性的北洋軍閥史研究而聞名史學界，他在目錄學、方誌學等方麵也卓有建樹。雖然已是85歲的高齡，但他仍然筆耕不輟，每天工作達六小時之久，時有文章見諸報端。近日，接受本報記者采訪，談其學術人生，憶其師友舊朋。
學術生涯
“從根做起”，整理檔案奠定方向
我在“文革”時受衝擊，其中一條“罪狀”就是因為研究北洋軍閥史，被人指為是專門研究“壞人”的曆史。
從輔仁畢業後，我在天津很有名的中學新學書院教了一年多的書。然後天津解放了，這時我20多歲，革命激情高昂。組織要培養一批年輕的知識分子隨軍南下，學校選送我到華北大學學習。在這裏，我們主要是學習政治理論。華北大學副校長、曆史研究室主任範文瀾要在學生裏麵挑選幾個人做研究生，一個基本條件就是必須是大學曆史係正式畢業的優秀生。這樣，我就留在華北大學做了一年多的研究生。新中國成立後，範文瀾這個研究室被劃出來，成為中國科學院中國曆史研究所第三所。我在曆史三所工作了一年多。這時，南開大學曆史係向曆史所要人，1951年春天，我就到了南開大學，一待就是幾十年。
當時，華北大學曆史研究室接受了100多麻袋北洋檔案，在整理這批檔案過程中，我開始接觸北洋軍閥史。整理工作分兩步，第一步非常辛苦，就是先把土抖落幹淨。因為那些檔案都很多年沒有動，非常髒。我們早上去，晚上回來的時候，戴眼鏡的鏡片都是黑的，口罩遮住的地方是白的，可是口罩上兩個鼻孔的位置也是黑的。弄幹淨後，把檔案按文件類型分堆，再做大致的政治、文化、經濟的分類，這就弄了近半年。第二步整理的時候就很細了，要把每份文件看一遍，然後做卡片，寫明這是什麼時間，什麼事情，寫出概要性的東西，進行專題內容的分類。在研究這些檔案的同時，我又看了一些有關的書籍，對北洋軍閥史產生了興趣，我認為這是治學中的“從根做起”。
隨著整檔工作的進行，我漸漸地積累了兩冊黃草紙本資料，同時也閱讀了大量有關北洋軍閥的著述。眼界逐漸開闊，鑽研問題的信心也日益增強，並了解到這方麵的研究還沒有很好地開展。北洋軍閥的研究確實是一塊有待開發的用武之地。到整檔工作已接近尾聲時，我對北洋軍閥這一近代政治軍事集團從興起到覆滅，已有了一個大致輪廓。對錯綜複雜的派係關係，也掌握了基本脈絡，這奠定了我一生以絕大部分精力致力於北洋軍閥研究的基礎。等到一年多把檔案整理完了以後，我已經積累了一些資料。
1957年時，湖北人民出版社向我約寫北洋史書稿。當時我是抱著試試的態度，在講課記錄稿的基礎上寫成了12萬字的《北洋軍閥史略》。沒想到，出版後反響強烈。1957年以後至70年代末，因受形勢影響，研究處於徘徊階段，沒有什麼進展。
我在“文革”時受衝擊，其中一條“罪狀”就是因為研究北洋軍閥史，被人指為是專門研究“壞人”的曆史，與反動派氣息相通。
學生時代
輔仁四年，幸遇良師言傳身教
在輔仁大學四年，因為學習條件較好，藏書豐富，我就想借機多學一些知識。
我幼年隨祖父來裕恂開蒙讀書，他是晚清經學大師俞樾的高足。七八歲時，我隨父母到了天津。1942年，考上北京的輔仁大學曆史學係。此時正是輔仁大學的黃金時代，因為一些學生不肯上敵偽的大學，覺得輔仁比較中立、超然。一些沒有離開北京的教授也紛紛來到輔仁大學執教。
輔仁大學的教師分為三類。一類是舊學出身的，像中文係主任餘嘉錫，他是前清舉人，有很深的國學根底；二是像曆史係主任張星烺，是德國回來的留學生；還有就是像啟功這樣自學成才的老師。
此時，輔仁大學的校長是陳垣。他每年都親自授課，講述中國曆史名著評論，中國佛教史籍概論等課程。陳垣先生講課會點名，如果有人沒來，他會問得非常清楚，讓班長（我）去看看，是不是病了。如果看到學生麵孔很生，他就會問，你是來幹什麼的？有學生就說，我來聽聽。他就說，你光聽可不行，我這兒不是說相聲，不是雜耍，你要聽就選這門課。對於每個選他的課的學生，他都非常關懷。有學生上課打瞌睡，他也會說一下，但不會嚴厲斥責。
陳垣先生還有一點極其可貴，就是每個學生的作業他都要親自改。他給學生布置了作業，他自己也在家裏麵做。做完以後，選幾篇學生的優秀作業，和他自己寫的作業一起貼在教室的牆上，讓學生自己比較、對照。這個問題他是怎麼處理的，怎麼入手，怎麼布局，怎麼結構，怎麼推論，怎麼得出結論，每一個題目，陳垣先生都這樣做。這樣一對照，我們就知道自己的缺點和不足。他的這種做法，讓我們非常感動，因為老先生已經60多歲了。而且，他批改作業非常認真，一些微小的地方如句法、錯字他也很注重。有一次，我在一篇作業中，把“本”字下麵帶了一個鉤，他打了一個叉，然後在上麵寫道“‘本’無鉤”。發作業的時候，他告訴我，“木”的根必需直著下去，不能曲著長，否則就沒法活了，所以不能有鉤。
在輔仁大學四年，我的成績一直是班裏的第一名，所以連續四年一直拿一等獎學金，沒有花家裏的一分錢。有一次期末考試，餘嘉錫先生給了我一個“Ｂ”，我要靠獎學金生活，很在意成績，就鬥膽跑去問餘老師。結果他說：“我讀了半生的書，隻得了半個‘Ｂ’。”後來，高年級的同學才告訴我，餘嘉錫平時給學生一個“Ｃ”都不容易，最高分就是“Ｂ”了，我一聽，很後悔自己太魯莽。
我上輔仁期間，30多歲的青年教師啟功先生在輔仁教國文。除了國文，我還跟著啟功先生學畫。當時，和我一起跟他學畫的七八個人，有學生，也有社會上的人。我們經常到他家裏，看他作畫，然後回去自己學著畫，下禮拜就交卷，他拿去改，看看你哪兒畫得不對。跟他學了一年多，我總畫不好，加上畫畫很耽擱時間，就沒有學下去。
進入80年代，湖北人民出版社又向我約稿，希望增補《北洋軍閥史略》。1983年麵世的36萬字的《北洋軍閥史稿》就是在原書基礎上重新擴充、修改完成的。《北洋軍閥史稿》出版後，我仍覺得當時沒有一部完備的北洋軍閥通史是一個缺憾，認為這是自己的職責所在，遂又經過十餘年努力，在幾位同仁的協助下，寫就100萬字的《北洋軍閥史》一書。盡管如此，《北洋軍閥史》仍有補充的餘地和空間。如果時間和精力允許，我可能還會修改。
坎坷經曆
兩種角色，一“運動員”二“拉拉隊”
1951年調入南開以後，各種運動就多了起來。在此過程中，我充當了兩種角色：一種是“運動員”，被人整；一種是“拉拉隊”，幫別人整人——因為你得跟著發言，義正詞嚴地表態。
1960年開始審幹，我因為大學時期在一個有國民黨背景的雜誌做過助理編輯，“交心”以後被認為有曆史問題。被調離教學職位，到研究室做研究工作並接受審查。從此我不被信任，成為“內控”對象。
“文革”開始，我成為第一批“牛鬼蛇神”，被學生批鬥。1966年8月7日，南開曆史上叫做“八七開花”。我和各係一些著名教授鄭天挺、穆旦等近百人被集合在一個屋子裏，我們要排成牛鬼蛇神的大隊遊街。當時的會場上有六頂高帽子，我正好排到第六個。因為我的頭比較大，戴一回掉一回。紅衛兵生氣了，一把將我推開說，滾！就讓後邊的那個腦袋小的人戴上了。我就沒有機會享受“高帽”，隻是在胸前掛了一塊紙牌子。
不久，我和鄭天挺等人編在一個勞改隊。這個隊有十多人，“主管”校園廁所和道路的清掃工作。鄭先生打著三角旗，走在前麵，我推著垃圾車跟在隊尾。鄭先生穿一雙破布鞋，表示與勞苦大眾走同樣的路，但走起來不跟腳，顯得拖拖拉拉，我們也都跟著緩步而行。
我們掃地那些年，是南開最幹淨的幾年。
到1970年5月，我們被放了出來。不久就以“戰備疏散”的名義下放天津遠郊翟莊子勞動。這裏，“牛鬼蛇神”就被分散了。在這四年裏，我學會了所有的農活，到現在我還會趕大車。1974年，因為要搞“評法批儒”，學校才讓我們回到南開來注釋法家著作。
晚年歲月
精力充沛，南開“人才”辦圖書館
1978年以後，我的問題徹底解決。被壓製了18年的我對於工作迸發出空前的熱情。上世紀80年代初，南開有一個分校，學校在那裏設了一個圖書館係，讓我到那裏做主任。我辦了幾年圖書館係比較有成績，回到總校以後，正遇上提倡全國綜合性大學要係科完整，南開沒有圖書館學係，我有經驗，也有成績，於是提出我來籌辦圖書館學係。同時，分校的係主任也兼著。為了南開總部的圖書館學係，我到處奔走呼號，到教育部打了無數的申請，很快，我就把南開總校的圖書館學係辦起來了，我也成為第一任圖書館學係主任。
一開始，在分校辦圖書館學係沒有學生報名。我開了一次會，做了一次講演，講到圖書館學係的過去和未來，鼓勵學生學這個專業。結果很多學生都來報，圖書館學係開了三個班。
在這期間，學校發現我是“人才”，又讓我當圖書館館長。後來，學校又跟我說，你去創辦一個出版社，我就去創辦出版社，當社長。這期間，我的職務特別多，校務委員、兩個圖書館學係的主任、圖書館館長、出版社社長、總編輯。後來，我就把分校圖書館學係推給別人去做了。上世紀80年代後期，分校圖書館學係被並入天津師範大學。
回想自己的一生，我覺得，自己最快樂，最幸福的幾年是輔仁求學的幾年。
憶陳垣
一貫嚴謹，寬厚待人
在輔仁上學期間，有一次，我們組織一個歡迎新生入學的聯歡會，我那時功課好，是我們班的班長。所以我和另一個同學主持編排節目。其中一個是我們自己很得意的類似相聲的節目，就是把所有老師在課堂上的一些習慣性動作演出來，實際上就是和老師開玩笑。比如，陳垣先生講課的時候喜歡在講台上來回遛，一邊走一邊講，一邊還捋自己的長胡子。有同學就上來做這個動作，大家就都笑了。餘嘉錫先生不苟言笑，大家就把他演成木頭人的樣子。還有老師有些磕巴（口吃），有些老師講話時腿一蹦一蹦的，我們也都照著演出來。台下的同學看了，都笑得不行了。
因為是師生聯歡，老師們都坐在下麵。我看到，陳先生的臉色很不好看，心想“恐怕是糟了”，當時，他並沒有發作，第二天把我們傳訊到辦公室。他說，你們這是戲弄老師。人應該學會尊重人，一個人如果不尊師，想學好是難乎其難的，你們這是不自重的行為。講了很多為人之道。我們也認錯了。過了幾天我的論文再送給他看，他絲毫沒有因為我調皮犯錯就不搭理我，仍然很細心很認真。
憶範文瀾
嚴於律己，不搞特殊
範文瀾先生解放初期是華北大學副校長，曆史研究室主任。華北大學在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這是繁華地區，那時我們都二十多歲，都想出去玩玩，散散心。他就不讓，派人在門口看著。那時候範文瀾住在前院，研究生都住在後院。學生要想出來，必須經過他的窗戶底下。那個窗戶是落地玻璃窗，窗子很大，他的寫字台就擺在窗子前麵。他自己也沒什麼交際，一天到晚在那兒讀書，寫作。所以，學生一出來，看見範先生在那兒坐著，就不敢出去了。
這時是集體生活，工會每周末會給學生發電影票、戲票，他就通知後勤辦公室，研究生一律不給發票。他跟我們說，你們當學生，就是專門讀書。不是這麼嚴格管理，當時我們就荒廢掉了。他的身教，遠遠好於言教。
作為曆史所所長，範文瀾也不大參加政治活動。但是，他對自己要求很高，那時，我們是供給製。夥食分為大灶、中灶、小灶三級。大灶供應一般幹部，中灶一般供應處級幹部，高級幹部一般吃小灶。範老的夫人戴老跟我們一塊兒排隊到大灶吃飯，範老就吃單送的小灶，兩人決不一起吃飯。範老有專用汽車，戴老就不能坐。
憶鄭天挺
沒有一千，隻有四千
“文革”打派仗很激烈時的某一天晚上，鄭天挺先生被喚進屋裏去，不過10來分鍾，鄭先生被一個紅衛兵又押走了。
第二天清晨，我們正在勞改隊集合，忽聽校園裏有鑼聲和叫喊聲。不久有人來說，鄭天挺和潘源來被遊街，他們大刮經濟主義妖風。過了一小時，鄭、潘二老回勞改隊。我悄悄問了鄭先生緣由。原來昨晚，鄭先生曾被王同學“曉以大義”，勒令交出1000元，支持“革命”。鄭先生老實地彙報說，我的存款已被查抄封存，隻在銅床欄杆的空心裏偷藏了一張4000元的存單，現在時間晚了，明天一定取出送來。王同學因為戰果輝煌而心中大悅，當即派人押送鄭先生去取存單，並安慰說，你態度很好，我們隻要1000元，其餘為了安全，我們代為保管。從此，這張存單便有去無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