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69年“一打三反”運動時，鄭先生這張4000元存單的事又被翻騰出來。工宣隊逼問鄭先生這筆錢交給誰了，為什麼沒有收條？鄭先生說，當時我哪敢衝這群凶神惡煞要什麼收條啊。由於他交不出收條，結果又被問了好幾天。讓這位善於考證的曆史學家也難以考辨得清，哭笑不得。
憶啟功
質樸平和，生死豁達
輔仁求學期間，啟功先生要辦畫展，他讓學生也去參加。我這時已經有點基礎了，於是很用心地畫了個扇麵，送給啟功先生審閱，他看到後，卻認為還看得過去，就當場動筆親加點染，擱點樹，擱點人物，果然大不相同，頓見畫意，不僅使我欣喜非凡，同伴們都羨慕不已。
1996年初夏，我因公出國訪問，為便於到北京機場趕早班飛機，在前一天就投宿於北師大的新鬆公寓。傍晚，我專程去小紅樓看望啟功先生。他中午方從醫院回家，長久不見，互問情況。他還非常客氣，首先對因住醫院沒能及時為我新作《林則徐年譜新編》題簽表示歉意，並說在我訪日回來前一定完成。等我很快訪日歸來時，不意在我書桌上赫然陳放著一件特快專遞，原來是啟功先生為我的書所寫的橫豎標簽數則，使我非常感動。在那次談話中，啟功先生還問我的年齡，我說73，不料啟功先生忽然開懷大笑，趕緊補充說，這是“坎兒”。啟功先生便大笑不止。稍停，他才說，你73，我84，一個孔子，一個孟子，兩個到“坎兒”的人，今天擠坐在一張沙發裏，這一碰撞，可能兩個人都過坎啦，豈不可喜，你說不該大笑嗎？
憶穆旦
鬱鬱寡歡，含恨離世
“文革”一開始，我和穆旦一起進了“牛棚”。我這才知道查良錚就是穆旦。牛鬼蛇神在一個隊專門打掃校園的街道和廁所，因為人數多雜，休息時蹲坐在地上，彼此不知底細，說的大多是天氣如何哈哈哈，以莫談國事為主旋律。我是說話較多的一人，而穆旦則常常一言不發，看著別人說話，神情鬱鬱寡歡，他隻對我說過一句話，悄悄地囑咐我少說話。果然被他不幸言中，我在不經意的說話中流露出不滿被別人打了小報告，在班前會上受到認罪態度不好的批判。後來當我讀到他的全集時，那種才華橫溢的詩才與他在遊泳池勞動相處時的形象怎麼也結合不起來。
1970年，我被下放到津郊插隊，才與穆旦分手，後來聽說穆旦被送到南郊大蘇莊農場勞動。四年以後，我被召回，大家怕惹麻煩，沒什麼交往。1977年初，穆旦過完了新舊兩個年，帶著沉重的曆史包袱，含恨離世。又隔了一年，才由南開大學宣布“查良錚的曆史身份不應以反革命論處”，1980年經有關部門複查，糾正了1958年的錯判，恢複他副教授職稱。
（北京《新京報》2009年1月11日）
天津文化的定位，一直是大家關心的話題。然而，也一直是一個充滿懸念，爭執不下的話題。一方麵，天津有著600餘年的曆史，傳統文化應該是積澱深厚，源遠流長。而另一方麵，近現代史上，由於天津作為距離首都最近的一個口岸城市，與北京有著特殊的關係和牽連，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政治背景，使天津承擔的使命更為特殊。尤其是在清末，西方列強用武力打開中國國門後，天津既是北京對外政治、軍事、外交、經濟各種衝突和對抗的前沿，也是古老帝國與外部世界對話和對接的窗口。洋人洋貨要在這裏上岸，許多重要的外交談判也在這裏舉行。傳統的東西必然受到外來文化的衝擊，從而形成了天津複雜多麵的城市性格。文化定位也就成了難事。
就天津近代文化的話題，我們采訪了南開大學曆史係教授來新夏先生。來新夏教授是中國近代史著名學者，兼任天津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顧問，長期從事曆史學、方誌學、文獻學等方麵的教學與研究工作，著作豐富。對天津近現代曆史有著獨特精辟的見地，他主編的《天津建衛600年》曆史叢書是天津的尋根之作，也是目前我們了解天津最全麵和權威的讀本。《北洋軍閥史》、《天津近代史》、《中國近代史述叢》也是學界公認的權威著作。說起天津近代文化，人們首先想到洋務運動。
主持人：洋務運動對天津文化的形成具體有哪些影響？
來新夏：其實影響並不是很大。洋務運動是中國曆史發展過程中必然要出現的，也有人認為是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階段。洋務運動是清末統治者中一部分人為了挽救清王朝覆滅命運的一個行動，目的就是想吸收境外的東西，壯大國力。所以在開始的時候是以官辦為主。當時中國的海防以長江為界劃為兩塊，江南岸叫做南洋，江北岸就叫北洋。南洋的中心在南京，北洋的中心在天津。主要推動洋務運動的人，一個是曾國藩，一個是李鴻章。所以洋務運動表現突出的地方也就是天津、南京、上海。洋務運動在當時也是在朝野上下受非議的一項措施，有些守舊保守的大臣攻擊他們，甚至有人認為辦洋務運動的人是“鬼奴”。洋務運動主要是搞軍事企業，研究仿製兵器，火藥這些東西。在天津就有製槍製炮的兵器製造局，今天的東局子得名就是那時留下的。招攬了一批研究槍炮、研究火藥、研究化學方麵的人才，也翻譯了一些境外的書籍，但並不多。內容上主要偏重軍事方麵，也介紹了一些自然科學的東西，人文社會部分很少。洋務運動對天津社會的發展是起了某些推動的作用。由於槍炮彈藥對中國是新事物，西方書籍的翻譯，帶來了新的觀念和思想，同時由於吸納人才，自然也帶來了一些生活上的新東西。不可避免地對天津文化有一些影響。加上天津又是全國租界的標本，有九國租界，原本就有西方文化的傳播。同時天津漕運發達，是商業集散中心，本身就是個五方雜處的地方，搞洋務運動有其土壤，接受各種外來的東西也比較快。因此洋務運動對天津文化有影響，但具體說影響程度有多大，不可做太多的樂觀估計。但當時有一個重要人物在天津的活動，對天津很重要，這個人就是嚴複。嚴複不能完全算是洋務人員，但他翻譯的很多重要著作，如《原富》、《進化論》等，為洋務運動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持，也對國人進行了啟迪民智教育。特別是他辦了一份《國聞報》，這份報在天津是影響很大的一份報紙。《國聞報》除了介紹西方的一般情況，還介紹西方的政治情況，因此在開闊老百姓一些新知識方麵，特別是後來中國實現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方麵積蓄了精神力量，增加了宣傳推廣的作用。嚴複在洋務運動時期推廣西方思想方麵作了重大的貢獻。這個重大貢獻主要的部分恰恰是在天津做的。
主持人：洋務運動當時對天津的社會風氣有什麼影響？
來新夏：社會風氣就是不古不今不中不外。那時在天津你可找出非常落後的東西，你也可以找到很先進的東西。你可以對傳統也老死相守，不加進取。也可以去追趕最新的潮流如跳舞，吃西餐。有留辮子的，有留分頭的，有穿袍子馬褂的，也有西服革履的，有坐花轎的，也有文明結婚的，整個社會現象是中外雜陳，表現很奇特。從清末到民國初年的北洋政府時期，中國就處在一個中外古今交替混雜的時代。再說，天津是一個九國租界的地方，很多外來文化在這個地方都有所體現，因為能自然地帶進來。同時，外國人為了自身生活的方便，也在這裏建了一些先進的生活設施，比如修馬路、建公廁、裝路燈、安裝自來水等。還有帶來了一些好的生活習慣，如不能隨地吐痰，要講究清潔衛生等。他們給這裏留下對我們有影響的一些東西，但並不等於說因為有了租界，中國才有了文明，如果那樣的話就顛倒了。而是他們要在中國的土地上建立國中之國，為了他們生活的便利。但是客觀上他們遺留下來一些他們本國的文明的痕跡。
主持人：近代天津文化的特點是什麼？
來新夏：天津作為京師之門戶，任何東西都要在天津過濾才能到了北京。外國的使臣要在天津打一站，科舉時代各地考生進京考試也要在天津打一站，楊柳青就這麼發展起來的。許多文化全部都在天津遺留下一些東西，但並不能停留，各種文化不能在天津形成體係。因為人家最終的目的並不是天津。誰的目的都是到北京去發展。沒有一種文化，能夠在天津居於獨霸的地位。西方文化也受到抵製，起士林當時也隻能在租界裏麵經營，在租界以外發展不起來，中國人不認。學皮毛學形式的東西多一些，如西餐廳、舞廳，在租界都非常之多。但西方真正的文化到天津落戶的沒有什麼。所以嚴複的可貴就在於在這個時期，他在天津翻譯了西方主要流派的學說，對中國整個社會進步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通過《天演論》人們知道了物競天擇的道理，知道了弱肉強食的殘酷。我說洋務運動實際上對當時改革天津的狀況，改革大清晚年的狀況，都沒有起到很積極的作用。但是在思想界，由點到麵的宣傳，還是有作用的。
主持人：相比上海和廣州，在文化建設上，當時天津不同的地方是什麼？
來新夏：那時天津也引進，但是發展的不如上海、廣州的局麵大。而且也隻是在租界裏麵接受這些東西。當時天津本身有些東西還不是自己主動引資，而是人家投資，人家進來了。另外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天津在心理上就謹慎。廣州可以隨便幹，天高皇帝遠，上海是敞開已久的口岸，他們比較習慣這些。天津總是要考慮是不是要觸動天怒，是不是要觸動皇帝不高興。有政治上的顧忌。盡量讓老百姓能夠保守一些。這種思想意識對天津發展的影響還是比較大的。
主持人：天津近代文化當中找不出什麼是主流文化嗎？天津文化是不是包容性比較強？
來新夏：我認為是這樣。天津很寬容，什麼東西都可以在這裏表現。因為沒有主體文化。對任何都可以吸收，有了主體文化才會排斥其他東西。所以天津沒有老大，各種東西都接受。看這個很新鮮，接受了，那個很新鮮，也學了。至於那個新鮮東西是好是壞，卻並不選擇。所以說是雙刃。傳統的紐帶天津不大堅持得住。文化傳承之家不是太多，而且他們的子孫大都離開天津了。
（溪橋采訪）
（《天津日報》2008年11月14日）
記者：來教授，《林則徐全集》的出版是史學界一件大事，能請您簡要介紹一下該書編輯出版的情況嗎？
來教授：可以。林則徐作為一位對內對外都有重大影響的曆史人物，很早就有人進行過研究，但真正係統地搜集資料、研究問題、寫成專著，是在解放以後。我今年80歲，算是解放後第一代的研究人員。當時我們就覺得很有必要將林則徐資料集中出版。1957年，周恩來總理親自提出要出版《林則徐全集》，並交給中國科學院辦理，後來此事落實到廣東，由中山大學負責編輯，中華書局出版。當時我是奏稿部分的審稿人之一。由於資料不全，出版時隻叫《林則徐集》，不叫“全集”，出了奏稿、公牘、日記等幾種，沒有出完，“文革”開始，這事也就擱下了，已經編好的奏稿，以抄存稿保存下來。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林則徐研究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開了多次林則徐紀念會、學術研討會。福建省對林則徐的研究、宣傳格外關注。1995年，在紀念林則徐誕辰21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專家們發出重新出版林則徐文集的呼籲。這一呼籲被作為當年福建省政協的提案提了出來，引起福建省委、省政府的重視，第二年正式決定重新出版《林則徐全集》。林則徐是福建首屈一指的標誌性人物，同時也是具有全國乃至世界影響的人物，編輯林公全集，應該集中全國的有關專家共同來搞。於是，成立了一個由中山大學、南開大學、廈門大學、武漢大學和福建、廣東社科院的專家學者以及一些出版界人士組成的編委會。
編委會工作了六年，先後開過四次全體會議，對全書分成幾類，搞多大規模，名稱叫什麼，如何分工，以及主編、顧問人選等重大問題進行討論。第一次全會就確定要搞成“全集”，內容分成奏折、文錄、詩詞、信劄、日記、譯編六大類，大家分工去做，互通信息。到今年8月，全書告成。許多知名人士擔任該書顧問，廣東的陳錫祺老先生是最早創意編林集的，所以推他為名譽主編。全書共分十冊，六類，370多萬字，每卷還插入一定數量的圖片。其中奏折的分量最重。林公曆官十四省，又以欽差大臣領導禁煙鬥爭，麵臨許多政治、經濟、社會、防務問題，寫下大量奏折。這部分資料在檔案館中保存最完整，當年中華書局又進行過整理，所以，奏折類幾乎占了全書篇幅的一半。
除此之外，林公以書法名世。他的書法獨樹一幟，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原打算也列為一類，因技術上不好處理，最後決定單獨出版《林則徐墨跡》，不在十冊之列，但也是林則徐全集編委會的成果之一。所以，《林則徐全集》實際上是十冊另一冊。今年10月在福州市舉辦的全國書市上，大家就能見到這部書了。
記者：請您談談《林則徐全集》出版的意義。
來教授：對編這部書的意義怎麼認識？首先要對林則徐這位曆史人物有個正確的定位。從立德、立功、立言及人格魅力上看，林則徐完全值得出全集。第一，林則徐是位具有愛國主義思想的政治家，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位反侵略的偉大的民族英雄，獲得人民群眾廣泛的尊敬，在國際上也很有地位。長期以來，不管意識形態上分歧多大，甚至是敵對的各種政治勢力、派別和個人，對林則徐的曆史地位和人格都能夠認同和接受。第二，林則徐是位重視民生的能員大吏，他對漕運、鹽法、水利、農業、幣製、吏治、人才等關係民生的大事，無不予以關注，重民思想非常突出。正因為如此，到了鴉片戰爭時期，他才能依靠和利用人民的力量。第三，他是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具有開拓創新精神，能夠接受外來事物，並且啟動了清朝道光、鹹豐年間的新思潮。第四，他是嚴於律己的清官，持身治家謹嚴，為政清廉。他晚年退休時，兒子在京內為官，本打算置屋隨兒子定居北京，卻湊不起一萬兩銀子買房，最後隻好回福州老宅。這在“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封建官場，是十分難得的。
以上四個方麵，構成了林則徐的完整形象。我們編輯這部《全集》，就是要通過文獻去體現一個完整的林則徐。現在各種媒體很發達，年輕人也很活躍，但他們的曆史知識往往欠缺，而各種“戲說”又誤導著他們對曆史的認識，以至產生一些糊塗的曆史觀念，比如有人認為是林則徐嚴厲禁煙才導致了鴉片戰爭。對此，曆史學家應該多做些普及宣傳工作，以正視聽，弘揚民族正氣。我們希望《林則徐全集》的出版，能有助於人們更加全麵、更加深入地了解林則徐以及他那個時代的曆史。
記者：《林則徐全集》在資料搜集方麵取得了哪些新的成果？
來教授：我們對資料的搜集，首先是力求完備，從全國範圍進行了廣泛的征集，盡力之所能，能搜集到的，能有線索探求的，能通過各種渠道或者各種手段取得的，盡量擴大資料來源。這裏麵也有許多曲折經曆，現在許多文物都成了私人財產或單位占有，輕易不示人，我們通過有關方麵做了大量工作才弄到。其次是對資料的整理，原則是維持原件，原來什麼樣就什麼樣，盡量體現曆史本來麵貌；有確切時間的，按時間順序排列。再次是對資料的鑒定，我們對資料的選取很慎重，在最後定稿時還淘汰了兩三件不能確定出於林公手筆的資料。總之，從搜集、整理、鑒定到編纂，我們都取一種嚴格而慎重的科學態度。
這部《全集》，可以說是全國有關專家心血共同凝聚的成果，是目前關於林則徐的最完整、水平最高、最具權威性的全集。一些從事相關領域研究的專家學者，得知這部《全集》要出版，還後悔自己的專著出得太早了，沒能參考《全集》中更新、更全麵的資料。可以相信，《林則徐全集》的出版，將有力地推動相關領域研究的深入開展，其影響還將擴及海外，作為一種世界名人著作，為世人所矚目。
當然，作為“全集”，我們也不敢保證一文不遺，一字不漏。作為主編，我也隻能說，我們已經盡了力量，將來要是有新的發現，還可以補遺。
（《炎黃縱橫》2002年第5期）